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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文之西化
語言和錢幣是人與人交往的重要工具。同胞之間，語言相通，幣制統一，往來應無問題，但是和外國人往來，錢幣就必須折合，而語言就必須翻譯。折合外幣，只須硬性規定；翻譯外文，卻沒有那么簡單，有時折而不合，簡直要用“現金”交易。所以Kung Fu在英文里大其行道，而“新潮”、“迷你”之類也流行于中文。外來語侵入中文，程度上頗有差別。‘“新潮”只是澤意，“迷你”則是譯音。最初的外語音譯，例如 “巴立門”、“海乙那”、“羅曼蒂克”、“煙土彼里納”、“德溪克拉西”等等，現在大半改用意譯，只有在取笑的時候才偶一引用了。真正的“現金”交易，是直引原文。這在２０年代最為流行：郭沫若的詩中，時而symphony，時而pioneer，時而gasoline，今日看來，顯得十分幼稚。
英國作家常引拉丁文，帝俄作家常引法文，本是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現象。今日阿刺伯的數字通行世界，也可算是一種“阿化”：西方書中，仍有少數在用羅馬數字，畢竟是漸行淘汰了。中國的文化博大而悠久，語文上受外來的影響歷來不大；比起西歐語文字根之雜，更覺中文之純。英國九百年前亡于法系的諾曼第，至今英文之中法文的成份極重，許多“體面”字眼都來自法文。例如pretty一字，意為“漂亮”，但要意指美得高雅拔俗，卻要說beautiful——究其語報，則pretty出于條頓族之古英文，
語言和錢幣是人與人交往的重要工具。同胞之間，語言相通，幣制統一，往來應無問題，但是和外國人往來，錢幣就必須折合，而語言就必須翻譯。折合外幣，只須硬性規定；翻譯外文，卻沒有那么簡單，有時折而不合，簡直要用“現金”交易。所以Kung Fu在英文里大其行道，而“新潮”、“迷你”之類也流行于中文。外來語侵入中文，程度上頗有差別。‘“新潮”只是澤意，“迷你”則是譯音。最初的外語音譯，例如“巴立門”、“海乙那”、“羅曼蒂克”、“煙土彼里納”、“德溪克拉西”等等，現在大半改用意譯，只有在取笑的時候才偶一引用了。真正的“現金”交易，是直引原文。這在２０年代最為流行：郭沫若的詩中，時而symphony，時而pioneer，時而gasoline，今日看來，顯得十分幼稚。
英國作家常引拉丁文，帝俄作家常引法文，本是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現象。今日阿刺伯的數字通行世界，也可算是一種“阿化”：西方書中，仍有少數在用羅馬數字，畢竟是漸行淘汰了。中國的文化博大而悠久，語文上受外來的影響歷來不大；比起西歐語文字根之雜，更覺中文之純。英國九百年前亡于法系的諾曼第，至今英文之中法文的成份極重，許多“體面”字眼都來自法文。例如pretty一字，意為“漂亮”，但要意指美得高雅拔俗，卻要說beautiful——究其語報，則pretty出于條頓族之古英文，故較“村野’”；而beautiful出于古法文，更可上溯拉丁文，故較“高責”。在莎劇中，丹麥王子臨死前喘息說：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ey breath in pain
歷來評家交相推許，正因前句死的舒解和后句生的掙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absent和felicity兩個復音字都源出拉丁，從古法文傳來，harsh、world、draw、breath四個單音字卻都是古英文的土產。在文化上，統治者帶來的法文自然比較“高貴”。相對而言，中國兩度亡于異族，但中文的“蒙古化”和“滿化”卻是極其有限的。倒是文化深厚的印度，憑宗教的力量影響了我們近兩千年之久。但是，盡管佛教成為我國三大宗教之一，且影響我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等至為深遠，梵文對中文的影響卻似乎有限。最淺顯的一面，當然是留下了一些名詞的音譯或意譯。菩薩、羅漢、浮圖、涅醒、頭陀、行者、沙彌之類的字眼，久已成為中文的一部分了。我們習焉不察，似乎“和尚”本是中文，其實這字眼也源于梵文，據說是正確澤音“鄔波馱耶”在西域語中的訛譯。又如中文里面雖有“檀越”一詞，而一般和尚卻常用“施主”而不叫“檀越”。
梵文對于中文的影響，畢竟限于佛經的翻譯，作用的范圍仍以宗教為主，作用的對象不外乎僧侶和少數高士。劉禹錫“可以調素琴，閱金經”，李賀“楞枷堆案前，楚辭系肘后”，柳宗元“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其實真解梵文的讀書人，恐怕寥寥無幾。到了現代，英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不但藉基督教以廣傳播，而且納入教育正軌，成為必修課程，比起梵文來，實在普遍得多，但對中文的害處，當然也相應增加。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中國文化正當盛期，中文的生命厚實穩固，自有足夠的力量加以吸收。但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化藉英文及翻譯大量輸入，卻正值中國文化趨于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經僵化，白話猶在牙牙學語的稚齡，力氣不足，遂有消化不良的現象。梵文對中文的影響似乎止于詞匯，英文對中文的影響已經滲入文法。前者的作用止于表皮，后者的作者已達周身的關節。
六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一般學者的論調極端西化，語文方面的主張也不例外。早在1918年3 月14日，錢玄同在《中國今后文字問題》一文中就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識，不便于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２０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至廢漢文之后，應代以何種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論定；玄同之意，則以為當采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唯Esperanto現在尚在提倡之時，漢語一時亦未能遽爾消滅；此過渡之短時期中，竊謂有一辦法：則用某一種外國文字為國文之補助……照現在中國學校情形而論，似乎英文已成習慣，則用英文也可；或謂法蘭西為世界文明之先導，當用法文……從中學起，除國文及本國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讀西文原書。如此，則舊文字之勢力，既用種種方法力求滅殺，而其毒焰或可大減——既廢文言而用白話，則在普通教育范圍之內，斷不必讀什么“古文’發昏做夢的話……新學問之輸入，又因直用西文原書之故，而其觀念當可正確矣。”
在錢文之前，《新世紀》第四十號已發表吳稚暉的意見：“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欲為暫時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數；凡較僻之字，皆棄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老為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攙入萬國新語（即Esperanto）；以便漸攙漸多，將漢文漸廢。” 錢文既刊之后，胡適和陳獨秀立表贊同。胡適說： “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陳獨秀則說：“吳先生‘中國文字，遲早必廢’之說，淺人聞之，雖必駭怪；循之進化公例，恐終無可逃，惟僅廢中國文字乎？抑并廢中國言語乎？此二者關系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也，各國反對廢國文者，皆破滅累世文學為最大理由，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
六十年后重讀這些文章，其幼稚與偏激，令人不能置信。所謂世界語，始終不成氣候，將來可見也難成功。至于中文，豈是少數一廂情愿的‘“革命家”所能廢止？六十年來，中文不但廢止不了，而且隨教育的普及更形普及，近年西方學生來中國學習中文的，更是越來越多。我國學者和外國的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學不但肯定其價值，而且加強其評析，并不當它做“腐毒思想之巢窟”。六十年來，我國的作家一代接一代努力創作，累積下來的成就足以說明，用白話文也可以寫出優秀的詩、散文、小說、評論。
但是六十年前，所謂文學革命的健將，一味鼓吹西化，并未遠矚到這些前景。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１日，傅斯年在《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長文里說：“近一年來，代死文言而興的白話發展迅速的很，預計十年以內，國語的文學必有小成。稍后此事的，便是拼音文字的制作。我希望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后人墓。”
傅斯年此文論調的激烈，和他的那些新派老師是一致的。此文刊出前一個半月，他已發表了一篇長文，叫做《怎樣做白話文》。他認為中國白話文學的遺產仍太貧乏，不足借鏡，要把白話文寫好，得有兩個條件。第一就是乞靈于說話，留心聽自己說話，也要留心聽別人怎樣說話。傅氏說：“第一流的文章，定然是純粹的語言，沒有絲毫羼雜。任憑我們眼里看進，或者耳里聽進，總起同樣的感想。若是用耳聽或眼看，效果不同，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不過，傅氏立刻指出，語文合一的條件并不充足，因為口語固然有助文章的流利，卻無助文章的組織，也就是說，有助造句，卻無助成章。所以，要寫“獨到的白話文，超于說話的白話文，有創造精神的白話文”，尚有賴于第二個條件。
這第二個條件，傅氏說，“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技（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詞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于現在的國語、歐化的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
傅氏又說，理想的白話文應該包括“1）邏輯的白話文：就是具邏輯的條理，有邏輯的次序，能表現科學思想的白話文。2）哲學的白話文：就是層次極復，結構極密，能容納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話文。3）美術的白話文：就是運用匠心做成，善于人人情感的白話文”。照傅氏的看法，“這三層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我們拿西洋文當做榜樣，去摹仿他，正是極適當極簡便的辦法。所以這理想的白話文，竟可說是———歐化的白話文”。
最后，傅氏又說：“練習作文時，不必自己出題、自己造詞。最好是挑選若干有價值的西洋文學，用直譯的筆法去譯他；徑自用他的字調、句調，務必使他原來的旨趣，一點不失……自己作文章時，徑自用我們讀西文所得，翻譯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歐化文學的主義。務必使我們作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這樣辦法，自然有失敗的時節，弄成四不像的白話。但是萬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失敗，一條的失敗，丟了我們這歐化文學主義。總要想盡辦法，融化西文詞調作為我用。”
博斯年的這些意見，六十年后看來，自然覺得過分。實際上，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健將，例皆低估了文言，高估了西文。胡適在當時，一口咬定“自從三百篇到于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最近于白話”。他認為我們愛讀陶淵明的詩，李后主的詞，愛讀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因為這些全是白話的作品。但是證以近年來的文學批評，不近于白話的李賀、李商隱，也盡多知音，甚至于韓愈、黃庭堅，也不曾全被冷落。杜甫的語言，文白雅俚之間的幅度極大，有白如《夜歸》之詩句“峽口驚猿聞一個”和“杖黎不睡誰能那”，也有臨終前艱奧多典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那樣的作品。年輕一代的學者評析杜詩，最感興趣的反而是《秋興八首》那一組七律。
新文學的先鋒人物對舊文學那么痛恨，自有其歷史背景，心理的反應該是很自然的。前面引述的幾篇文章，大都發表于１９１８年，與廢科舉（光緒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相距不過十三年，科舉的桂桔猶有余悸。年事較長的一輩，如梁啟超、吳稚暉、蔡元培、陳獨秀等，且都中過舉，具有親身經驗。所謂八股文，所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對他們說來，正是吞吐已久的文學氣候。我們不要忘了，曾國藩死的那年，吳稚暉已經七歲，很可能已經在讀桐城派的古文了。曾國藩說：“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乃被錢玄同抓到把柄。當時的軋記小說多為聊齋末流，正如胡適所嘲，總不外如下的公式：“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篤，遂訂白頭之約……而大婦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生撫尸一慟幾絕。”林琴南譯小說，把“女兒懷了孕，母親為她打胎”的意思寫成了“其女珠，其母下之”，一時傳為笑柄。這些情形，正是新文學先鋒人物反文言的歷史背景。
不過胡適、博斯年等人畢竟舊學深邃，才能痛陳文言末流之種種弊病。他們自己動筆寫起文言來，還是不含糊的。以博斯年為例，他最初發表《文學革新申議》和《文言合一草議》，是用文言，到了發表《怎樣做白話文》時，就改寫白話了。一個人有了傅斯年這么深厚的中文根底，無論怎么存心西化，大致總能“西而化之”，不至于畫虎類犬，陷于“西而不化”之境。１９５０年，孟真先生歿前數月，傳來蕭伯納逝世的消息，他一時興感，寫了三千多字的一篇悼文《我對蕭伯納的看法》，刊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文中對那位“滑稽之雄”頗有貶詞，但是令我讀之再三而低回不已的，卻是那簡潔有力的白話文。足見真通中文的人，體魄健全，內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西化不起，西而不化的人，往往中文原就欠通。今日大學生筆下的中文，已經夠西化的了，西化且已過頭，他們所需要的，便是“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