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說：研究要從“現象出發，不是自原理出發。”(《楊振寧文選》223頁) 我認為這話可以應用于翻譯風格的研究。

我國英語界研究翻譯風格的有已故的王佐良教授，他著有《英語文體學論文集》。但如果從現象出發，應該看看他的譯文是否符合原文風格：

(一)1.生或死，這就是問題所在。(莎士比亞)

2.死還是不死，這是個問題。(《哈姆雷特》)

(二)1.有沒有人，為了正大光明的貧窮 而垂頭喪氣，挺不起腰——(《彭斯詩選》)

　　2.窮只要窮得真正，有啥不光彩? 干嗎抬不起頭來，這是為什么?(飛白譯)

莎士比亞第一種譯文的風格像是哲學家在講課，不如第二種譯文像演員的臺詞；彭斯的第一種譯文也不如第二種符合彭斯的民歌風格。而莎劇、彭詩的第一種譯文都選自王佐良的作品。從他的譯文看來，他研究翻譯風格的理論至少是大有問題的。

法語界研究翻譯風格的有許鈞教授，他在本報第004期發表了文章說：(一)傅雷的譯文風格“恐怕是值得鼓勵的”；(二)“風格不是靠刻意追求出來的，如好的譯文，不可能靠追求好的、所謂美的詞語，靠發揮幾個四字成語，就能達到。”許鈞的說法是否正確?我正在重譯《約翰·克里斯托夫》，現在就來比較兩句傅譯和新譯：

1.這樣，苦難往往會把兩顆相愛的心分離。有如一架簸谷機把糠跟谷子分作兩處，它把愿意活的放在一邊，愿意死的放在另一邊。(傅譯)

2.就是這樣，苦難往往會把兩顆相愛的心分開。正如風車把谷和糠分開一樣，苦難使人生離死別：或者逃生，或者去死。(新譯)

許鈞說：傅譯“有自己獨到的韻味，形成了一種可以辨識的風格”。比較一下前半，兩種譯文基本相同，分別只在“分離”和“分開”兩個詞。可見有的原文比較容易找到對等的譯文，這時譯者的風格可以說是作者的風格，譯者也不容易有“獨到的韻味”，也形不成“可以辯識的風格”。至于“分離”和“分開”，我看前者比后者距離遠，時間久，加上下句重復“分開”，聯系比較緊密，我認為“分開”比“分離”好。

至于后半，兩種譯文就不同了。原文如下：

Comme le vanneur trie le grain, il range d'un c?té ce qui veut vivre, de I'autre ce qui veut mourir.(P.1235)

我先把trie等化譯成“選種”，后來覺得和下文不連貫，就改用傅譯的深化法。這種“神似”譯法算不算符合原文風格?至于主句，傅譯基本和原文“形似”，這又是不是符合原文風格呢?如果說是，那原文只重復ce qui veut三個詞，傅譯卻重復了“愿意的放在一邊”七個字，原文是這樣羅羅唆唆、拖泥帶水的風格嗎?原文重復三個詞，更突出了后面兩個不同的詞 vivre(生)和mourir(死)；傅譯把“死”和“活”放在句中，毫不突出；新譯卻刻意追求“所謂美的詞語”，“四字成語”，用了“生離死別”，又再重復“逃生”、“去死”，不是更合原文突出“生”和“死”的風格嗎?可見風格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研究要從“現象出發，不是自原理出發。”關于四字成語，我認為不一定要“刻意追求”，但也不要反對。如王佐良的“正大光明”、“垂頭喪氣”，用在民歌中就不如“正直”、“抬不起頭來”，可以反對。但“生離死別”用在這里，我認為勝過了傅譯，就不妨“刻意追求”。至于“美的詞語”，那倒是一定要“刻意追求”的，用英文來說就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要發揮譯語優勢，用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而不是用對等的表達方式。胡適和傅雷都說過：文學翻譯應該是原作者用譯語的寫作。所以我翻譯時只問自己：假如我是原作者，我會怎么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的譯作既體現了譯者的風格，也體現了原作者的風格。如果認為只有“形似”的譯文才合原作風格，那我還是寧可舍“形似”而取“神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