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譯英法唯一人”、“不是院士勝院士”，譯界狂才是自信，還是自負？

許淵沖 1921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4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后赴歐留學。回國后在北京等地外國語學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學國際文化教授。

許淵沖被稱為將中國古典詩詞譯成英、法韻文的唯一專家。中文專著《文學翻譯六十年》提出了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中國不朽詩三百首》由英國企鵝圖書公司出版，英文回憶錄《追憶逝水年華》被《紐約時報》評為“融詩情哲理于往事”。其他重要作品還包括《中詩英韻探勝》（英文）、《中國古詩詞三百首》（法文）等，翻譯了《詩經》、《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等眾多名著。

一張名片印著“書銷中外六十本，詩譯英法唯一人”，另一張名片上印著“不是院士勝院士，遺歐贈美千首詩”。聽聞許先生之自負的傳言久矣。

百聞不如一見：書架不單是放書，還起到展覽的作用，譯著一一地陳列在架子上，許先生指著它們說，看看，我至少已經是“前不見古人”了。

中國，不，世界上除了我之外，還有哪個人既能中譯英、英譯中，又能中譯法、法譯中？

“我不是自負，我是自信。自負是指出了10本書，偏要說成100本，我是出了60本書，實際地說我出了60本，其實現在何止60本？”

許先生說他之所以印制那些名片，目的是為了恢復中國人的自信。但令他憤憤且不平的是，外國人往往驚嘆于他的成就，給予很高的評價，而國人卻常常攻擊他翻譯得不忠實。

“不過，新一代的人才非常有潛力，譬如楊振寧的夫人翁帆，她的碩士論文是《論許淵沖的詩學翻譯思想》，她認為我的翻譯一字一字來看是不忠實，但整體來看是忠實的。”

在許先生看來，中國人是缺乏自信，沒有自知之明。“幾乎沒有人知道，中國不僅是翻譯大國，而且是翻譯強國！無論是外譯中還是中譯外，中國都是世界第一。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外國人出版過中外互譯的文學名著，中國卻有不少既能外譯中又能中譯外的翻譯家。在翻譯領域，已經可以說到了美國《新聞周刊》所描述的中國世紀。

和楊振寧同一年獲得“諾貝爾獎”

楊振寧是天才，我想我算不上。楊振寧4歲認字3000多個，我3歲開始學認字，4歲才學會300個；他5歲會背《龍文鞭影》，我5歲考上南昌最好的小學， 7歲開始看白話小說，背《水滸》108將。只有畫畫我比他強，我7歲會畫許褚戰馬超、唐僧西天取經，他用泥做的雞卻被他父親誤以為是一段藕。

我小時候一直認為自己是個一般人才，9歲因為和老師爭辯“賀”字沒有寫錯而挨了兩個耳光，從此成績淪為中等，10歲成績開始回升，直到小學畢業才得了個第 5名，考上江西省最難考的第二中學，但我對數理化全無興趣，英文也只是按部就班地念生字，成績一直都是中等水平。那時，我夢寐以求的就是穿上印著“二中” 字樣的運動背心和米黃色的方格短褲，但我年紀太小，個子太低，難以實現做運動員的夢想。剛好那時表姐從美國郵寄來奧運會的郵票，我就醉心于集郵了。結果玩物喪志，重考才升入高中。

直到高中三年級時，外文老師要我們背30篇課文，還要模仿作文，我一下子考了個第2名，自此才對英文發生興趣，假如初中時我就這樣背課文，真可以縮短三年學習時間。但我報考西南聯合大學也無多少把握。楊振寧入西南聯大時是2萬人中的第2名，我是外文系的第7名。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外文系的我與物理系的楊振寧同班在葉公超門下學英文，第一次小考我考了85分，這是我在中學時從未得到過的分數，楊振寧卻考了95分。

他是天才且勤奮，我是天才不如他，勤奮也不如他。但我是沒有興趣則學不好，一旦有了興趣便誰也比不上我。

在楊振寧得諾貝爾獎的那一年，我翻譯了四本書：一本中譯英、一本英譯中、一本法譯中、一本中譯法。在我看來，能出版兩種外語的中外互譯作品，也就相當于獲得外文界的諾貝爾獎了。

在充滿競爭的西南聯大找到信心

上大學時，我喜歡一位名叫林同端的女同學，她說她喜歡天才，對于那種一生用功只寫出一本文學史的人，她是瞧不起的——這句話對后來的我影響很大。

楊振寧說我在大學時“沖勁十足”。我們當年一起跟著葉公超學習英文，大一的第一堂英文課，葉公超就遲到了，他站在門口詢問這里是否某某英語教室，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沖著這位當年的外文系主任用英語回答。

楊振寧認為葉公超教授的英文課很糟糕，他對學生不感興趣。對此我很有同感，葉先生講課之前先要學生朗讀課文，讀慢了，他嘲笑學生結結巴巴，讀快了他又說： “你讀那么快干嗎？要趕到哪里去嗎？”結果學生只得到批評，得不到表揚。有人偶爾問他一個問題，他就大喝一聲：“查字典去！”

葉公超講賽珍珠的《荒涼的春天》時，只有楊振寧發現be后面用了過去分詞而不是表示被動，問葉先生是什么緣故，葉先生不但不回答，反而問他為什么 goneare theday里面用了are？楊振寧為人清高，上英語課發講義，他少了一頁，我說你去找老師要吧，他卻要我代他去索取。那一次，關于be的用法，葉先生一反詰，楊振寧也不再出聲，我見此還站起來替他追問葉先生。

原先的我不見得自信，自信是慢慢培養起來的。西南聯大當時相當于世界一流大學的水平，大二時，吳宓講歐洲文學史所用教材與當時哈佛大學的教材一模一樣，這門課期末考試時，外文系第一名才女張蘇生考了91分，而我居然比她還多兩分，從此我信心大漲。

期末考試時，楊振寧物理得99分，微積分得100分，我是能夠把俄文考出99分，法文考得100分，因此對自己的信心越來越足。當年西南聯大的競爭風氣很盛，校內的兩個天才是理學院的楊振寧和工學院的張燮，他們在1944年一同考取公費留學美國，1957年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張燮在云南大學被打成右派，從此一蹶不振。

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勝過傅雷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陳納德將軍率領美國志愿空軍來參戰，聯大外語系三四年級的男同學被拉去擔任翻譯。在歡迎陳將軍的招待會上說到“三民主義”，中央大學來的翻譯不知如何翻譯，我站起來說：“ofthe people，bythepeople，forthe people”，大家才都恍然大悟。

其實，這是源于我在中學喜歡集郵的收獲。當時我得到一張美國郵票，左邊印著林肯，右邊印著孫中山，上面便寫著“ofthepeople，bythe 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

我的自信不是說我覺得自己是天才，而是因為我有興趣，有興趣就能記住該記住的知識，而且會應用。上大一的時候，我看到一張英文報紙，上面有一句話說：“英國的士兵在前方面對硝煙，后方的女士卻還在涂脂抹粉”。我記住了這句話，后來翻譯毛澤東詩詞里的“不愛紅裝愛武裝”便用到了這句話。“紅裝”與“武裝”相對應，我把“紅裝”譯為“powder theface”，把“武裝”譯為“facethepowder”，正好表現了原文的“紅——武”相對和“裝”的重復。

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第十卷第三段的一句，我認為我對它的翻譯勝過傅雷。傅雷的譯句是：“我從你緘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實際上這句話里有一個詞“drink”，“drink”是飲用的意思，傅雷沒有把它翻譯出來，我譯作“我在你無言的嘴上痛飲醉人的笑容”。若只是用一個“飲”字，會顯得很奇怪，我巧妙地把它譯作了“痛飲”。

毛澤東的“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別人都認為不可翻譯，我則把楊柳翻譯成樹，說它們的靈魂都飛上天去了。上世紀70年代錢鐘書受命翻譯毛澤東詩選，我把我對毛澤東詩詞的翻譯郵寄給錢鐘書看，錢鐘書說我的成就很高，說我是帶著音韻和節奏鐐銬跳舞。

好論戰，被罵“文壇遺少”、“惡霸作風”

第一次論戰是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呂叔湘先生在《中詩英譯比錄》的序言中說：“初期譯人，好以詩體譯詩，即令達意，風格已殊，稍一不慎，流弊叢生。故后期譯人，悉用散體為之，原詩情趣，較易保存。”他的意思是把詩歌翻譯成詩歌不好，不如譯成散文。

我在我的《唐詩150首》英文本序言里表示如果把詩歌翻譯成散文，就會根本不存在原詩的風格，我說：“散體譯文即令達意，風格已殊，慎之又慎，還會流弊叢生。”呂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見，他約我重新合編《中詩英譯比錄》，原先這本書只收錄外國人翻譯的中國詩歌，后來把我的譯作也收了進去。呂先生的學者風范，真是令人敬佩。

第二次論戰是我與王佐良關于瓦雷里《風靈》的翻譯。瓦雷里原詩的意思是靈感來無影，去無蹤，就像美人換內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剎那。王佐良的譯文是：“無影也無蹤，換內衣露胸，兩件一剎那。”我問了很多人，都沒人懂那“兩件一剎那”是什么意思。我的譯文是“無影也無蹤，更衣一剎那，隱約見酥胸。”王佐良說我的譯文是鴛鴦蝴蝶派，我認為他是不對的，若用“胸部”，既可指女也可指男，一點也不美。可是論戰結果是他對《中國翻譯》說，以后若《中國翻譯》登許淵沖的文章，就不要登他的文章。因此從1992年一直到1995年王佐良去世，《中國翻譯》都不登我的文章，這次論戰以我的失敗告終。

另外幾次是和江楓展開關于形似與神似的論戰。江楓主張形似而后神似，我卻認為在形似與神似統一時，譯文可以形似，在二者有矛盾的時候，譯文應該神似。

還有和陸谷孫討論“緊聲衣”和“發揮優勢”的問題，和許鈞討論等值翻譯和再創翻譯，和馮亦代討論陳詞濫調的問題。

有人說我有時自負到了刻薄的程度，有人在研討會上說我是文壇遺少、惡霸作風、自得其樂，是提倡亂譯的千古罪人……他們這么說太不公平了！說我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那要看我的瓜甜不甜，如果瓜甜就不能說我是自吹自擂。如果我是亂譯，怎么可能有兩首譯詩被國外的大學選作教材？我的書怎么可能受到國內外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