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信仰方法是

一種對生命的關懷

本刊記者 彭淑 馬維博 實習記者 王蔚然

20年前，華東師大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進行“信仰在中國”的研究，題目是《我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識分子剃度出家的現象多發生在了上世紀90年代。”

他曾向年輕僧侶們發出過邀請函，“希望他們寫一段，或者我過去跟他們談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愿意談。”

他說：“人們往往對于‘出家’有一種隔膜認識，認為出家人全是萬念俱灰，生活事業不順，家庭情感受到重挫。這樣一種傳統的思維方式延續至今，所以就會出現有一些人對北大、清華高才生，或各種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拿職場或官場價值觀看待衡量他們。這與人們對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關系。”

人物周刊：很多人在選擇信佛或初信時，常會圍繞一個問題，“佛教能不能改變我的現實命運？”

李向平：想通過信仰改變個人命運，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這是很現實的層面，也是較為傳統的一種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過信仰來解決他的考慮，也許一輩子也解決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過程中，對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認識。我覺得這不是改變命運，而是使生命充實。

我認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種對生命的關懷。

人物周刊：個人信仰與社會進步之間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系？

李向平：按照理論上的說法，道德和宗教是相關的，宗教或者是一個信仰，它能給人提供一種價值規范。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不僅僅是每個人有信仰了，就會對社會有好處。每一個有信仰的人還要基于信仰的準則進行社會交往。

人物周刊：歷代都有出家的社會精英分子。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出家，與歷史上哪個時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有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觀念。這樣我們就對出家、對選擇一種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這種狀態什么時候出來較多？唐朝以后的時代更迭、社會變遷大起大落的時候出現較多。

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的知識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選擇佛教信仰，是在“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這一互補理念下，在一種急流勇退的情況下選擇的。當代中國知識精英選擇佛教，有時候，在很多人看來也是一種互補：現實有很多問題使他焦慮，或者他的生命關懷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尋找。但還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門，他是把佛教信仰作為他的事業，他覺得他能夠弘揚佛教，能夠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樣獲得生命的關懷。

人物周刊：也有佛教人士認為知識分子出家是社會精神危機的表現？

李向平：出家不等于是信仰，出家是選擇一種信仰方式，要把它界定清楚。現在老百姓不缺信仰，信仰是很寬泛的。到廟里、進教堂里，求官、求學也是一種信仰，找風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問題是有沒有大多數人、一群人都認同堅信的一種信仰？這個才能解決中國真正的信仰問題。

所以我說過。中國人缺的是相互關懷的、彼此認同的、精神關懷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應的、臨時抱佛腳的信仰。

現在很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貧與富之間，平民與官員之間，能否相互認同接納，這是一個最大的信仰危機。這與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講信仰危機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社會的信仰危機，不是個人的信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