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主動向編劇請纓:
與大多數電影制作是由導演挑選劇本不一樣,本片編劇西蒙•比尤弗伊從未向導演丹尼•博伊爾遞交過這部電影的劇本,丹尼•博伊爾僅僅是因聽說有一個劇本以《誰想成為百萬富翁》這一電視節目為“由頭”做情節展示感到吃驚——哪個編劇會有如此創作?這樣的電視節目背后會有怎樣的故事?但當他得知劇作者的名字后,立刻主動從經紀人那里索取劇本并認真閱讀。博伊爾表示,“西蒙•比尤弗伊是我最喜歡的編劇,盡管我和他在拍此片前從未謀面,但自從看過《光豬六壯士》后,我就記住了他的名字。”丹尼•博伊爾說道。自此之后,凡是西蒙執筆編寫或參與導演的影片,丹尼一部都不會放過。“對他的喜歡真是一發不可收拾,這種感覺也出現在閱讀本片的劇本之后,但我時刻提醒自己,我應該跳出個人崇拜,換個視角和心態去閱讀,但好劇本就是好劇本,當閱讀到第20頁時,我知道是時候做決定了,于是我立即致電給西蒙,很簡短地和他通話,表示‘我喜歡你的創作,盡管也許這并非為我而作。’”
他還表示,“其實在心無旁騖的時候做的決定是最正確的,在那個時候我沒有去想我們是否會有足夠的錢開工,最后能拍成什么樣子,觀眾會不會喜歡,這些我都沒有去想過,心里只有一個聲音,我就要把它拍成電影,其他什么也不管不顧。這種感覺很神奇,并不是時常都有,但往往產生這種感覺時,我就知道之后做出的決定將會是正確的。”
辛苦的選角工作:
在影片里的眾多元素中,貧民窟里的“窮小孩”令人印象深刻,這些成群結隊的孩子給這部凄美的感情劇憑添了幾分厚重感。在影片中,導演丹尼•博伊爾常常用一些閃回的鏡頭來表示時間的流失--前一秒鐘還是矮小青澀的孩童,一輛飛馳的火車匆匆而過之后,孩童轉眼間變成了少年。但拍攝這些有意思的片段可是難煞了聯合導演洛芙琳•坦丹,因為要在7-14歲的印度少年中選出導演需要的群眾演員可不容易。洛芙琳•坦丹表示,“我們之所以將選秀的年齡范圍定在7-14歲,是因為這個年齡段正是印度孩子接受英國文化的時候,他們從電視、電臺、廣播、流行音樂、甚至電影里廣泛接觸英語和英國文化,他們就可以在印地語和英語隨便切換,如果我們要拍成主流電影,那么就可以多用14歲左右大的孩子。”
作為地道的印度人,洛芙琳•坦丹可是幫了丹尼•博伊爾大忙。博伊爾表示,“我需要她每天都陪伴在我左右,第一是我不懂印度語,第二是我需要細心的她來檢查我的工作是否有疏漏,在片場我真的變得很依賴她。”洛芙琳•坦丹對這次劇組的經歷印象深刻,“其實我更多的工作并非組織而是翻譯,年紀較小的孩子對于英語還不是很熟悉的,他們只聽得懂印地語。我只得把西蒙劇本上一段段一句句的文字翻譯成孩子們能聽懂的話,然后教他們如何復述和表演,再選出我們覺得滿意的人選。當然你對一個僅有7歲大的孩子要求不能太高,反復演練是常有的事。坦白說印地語很有意思的,就好像要表達‘我餓了’這個意思,用英語就是說‘我餓了’,而孩子們如果用印地語就會生動很多,他們會說‘有個小老鼠在我肚子里鉆來鉆去’,而這句話從孩童嘴里說出來就會顯得十分有趣。”
異域文化為本片定基調:
由于是第一次到印度,所以導演丹尼•博伊爾顯得特別小心。“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我都處于一種學習狀態中, 學習印度的文化以及關于文化的種種知識。一是因為我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取景,我必須對其有所了解;二是我大部分的工作人員也是印度人,為了表示尊重和應該有的理解我必須要學習。”
跟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印度文化中的“宿命論”使丹尼受到很大的震撼。“在我們接受的一些意識教育和文化中,講的是‘人定勝天’,只要努力奮斗就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在印度文化中,這種天定的命運異常強大,人在命運面前是很渺小而無意義的。每個人都自有一方天地和自己的角色,人在命運前需要做的只是順天意而非盡人事。”
“在拍攝過程中我所做的只是尊重我所在的這個國家,尊重他們的文化和歷史。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就沒辦法做出改變,去強求或去主宰什么,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我很難去駕馭和操控。于是,我就任由影片隨著情節自行發展,也許順其自然是最好的選擇。我們只要放開懷抱,用寬容的心接納新事物,奇妙的結果就會產生,事實也證明如此。”
“正如我們邀請到的主題曲創作者,具有卓越才華的曲作家A•R•拉曼,我相信這也是天意。之前我誠心找他合作時,數次都無緣得見,我在倫敦,而他在寶萊塢各自忙得昏天黑地;而這次我們居然在倫敦遇見了他,這也許就是命運在作祟。”
印度文化中除了“宿命論”而外,“性別歧視”也給丹尼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由于影片與此無甚相關,丹尼沒有太多介懷,但他認為就這一點而言,印度的女性度日比較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