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翻譯

舉個例子，family的譯法：

原文：Do you have a family?

譯文1：你有家庭嗎？

譯文2：你成家了嗎？

辨析： 譯文1完全照字面搬過來， 譯文2將have a family譯成“成家了”似乎很貼切，然而兩者都是錯誤的。

family一詞指的是“家庭中的成員”不錯，但在這個句中是強調指孩子，全句意思是：你有孩子了嗎？（重點在于有養育孩子的責任。）英美人所說的family 一般不包括祖輩，也不包括已成婚的子女。

《環球時報》〔2003/01/29〕

詞匯空缺： 語言之間的詞匯空缺現象是一種普遍存在而又給翻譯造成很多困難的現象，可以概括為：一、由于生活環境、經驗的差異而引起的詞匯空缺”；二、由于風俗習慣的不同而引起的詞匯空缺；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詞匯空缺；四、由于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不同而引起的詞匯空缺；五、由于語言或非語言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詞匯空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語言常常是客觀世界的反映，是一種社會現象。人們生活、勞動在一種什么樣的環境里，就會產生出什么樣的語言。如果某一事物在人們所生活的客觀環境里不存在，那么語言中就可能出現空缺。比如在英國，竹子不是一種土生土長的植物，因此，語言中就缺乏這方面的原始詞匯。漢語中的“筍”字只能譯成“bamboo-shoot”（意即“竹芽”），甚至連bamboo這個詞也是從外來語接引過去的。又比如“salad”（色拉）這種涼拌蔬菜源于法國，英國人最先沒有這道菜，語言中也不存在這個詞，只好從法語中原封不動地移過來。其次由于風俗習慣的不同，不同語言之間可能出現相對的詞匯空缺現象。中國人把生孩子、娶媳婦、賀生日稱為“紅喜”，把死人的事稱為“白喜”，語言中也有“紅白喜事”的表示法。對于沒有接觸過中國文化或佛教文化的歐美人來說，把死人也當成一大“喜事”，令人大惑不解。歐美人多信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世上一切也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而在傳統中，中國人心目中只有“開天辟地”的盤古和“主宰自然界”的天老爺。“上帝”（God，Dieu，Gott）和“天老爺”所代表的東西不相同，含義也不一樣。特別是“上帝”這個概念，它具有較濃的基督色彩，是歐美文化的個性，雖然我們可以把英語的“My God!”譯成“天哪！”把法語的“Dieu soit loue”譯成“謝天謝地”，但反過來把漢語的“天”譯成“God”或“Dieu”，有時就不很合適。翻譯古典文獻時尤其如此。再如，漢語和英語中都有“龍”的字眼，但“龍”在英語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爬行動物，是可怕的惡的象征，在漢語中則恰恰相反。在我國古代，龍就是皇帝的象征，后來又引申為高貴、珍異的象征，語言中也就相應出現了“龍顏”、“龍袍”、“龍床”、“望子成龍”等等褒義表達法。另外，人們由于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不同亦會導致語言產生詞匯空缺現象。亦即說，有時人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客觀環境里，但對某些客觀事物卻各持己見，對代表那些事物的語言賦予不同的意義。如漢語和英語中“狗”的含義大小不一樣。漢語中“狗腿子”、“狗雜種”、“狗崽子”、“狗膽包天”、“狗急跳墻”、“狗屁”等等所表達的意義，在英語的“dog”詞匯上屬空缺。

（譚載喜，見《中國翻譯詞典》）

紀德是最理解莎士比亞的法國作家之一。在他看來，“沒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亞更值得翻譯”，但同時，“也沒有任何作家比他更難翻譯，譯文更容易走樣”。紀德對莎士比亞的理解是雙重的，既是精神的，也是語言的。他在與莎士比亞的相遇與相識中，經歷了一系列的考驗。對他在翻譯中經歷的這番歷史奇遇，他曾在為七星文庫出版的《莎士比亞戲劇集》撰寫的前言中作了詳盡的描述：描述了兩種文化與兩種語言之間的遭遇，也揭示了翻譯中譯者所面臨的種種障礙。

紀德首先看到的，是語言與文化層面的邏輯性，這涉及到不同語言的思維方法。他說：“莎士比亞很少考慮邏輯性，而我們拉丁文化缺了邏輯性就踉踉蹌蹌。莎士比亞筆下的形象相互重現，相互推倒。面對如此豐富的形象，我們可憐的譯者目瞪口呆。他不愿意對這種絢麗多彩有絲毫遺漏，因此不得不將英文原本中用僅僅一個詞表示的暗喻譯成一個句子。原來像蛇一樣緊緊盤成一團的詩意，如今成了松開的彈簧。翻譯成了解釋。邏輯倒是很滿意，但魅力不再起作用。莎士比亞的詩句飛躍而過的空間，遲緩的熊蟲一瘸一拐才能走完。”在緊密的邏輯與豐富的形象之間，英語與法語的天平有所側重，在兩者的遭遇中，譯者的無奈與局限源于文化與語言的巨大差異。

頭腦清醒的紀德沒有絲毫責備英語或莎士比亞的語言的意思，相反，在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他充分意識到了母語的缺陷。他說：“只有在接觸外語時，我們才意識到本國語言的缺陷，因此，只會法語的法國人是看不到缺陷的。”他的這一觀點與德國作家歌德的觀點幾乎是一致的。異之于我，可作一明鏡，從異中更清楚地照清自身。在這個意義上，與異語文化的接觸，有助于認識母語與母語文化的不足。看清了自身的不足，便有可能從異語異文化中去攝取營養，彌補自身，豐富自身。

在艱難的翻譯中，紀德親歷了種種障礙，他結合翻譯中的具體例證，作了某種意義上的剖析與歸納，其中幾條頗具啟發性。

首先是詞語層面的對等問題。他指出：“幾乎總發生這種情況：即使當一個詞指的是精確物體，而且在另一種語言中也有精確的對應詞，但它是一種聯想與模糊回憶的光環，一種諧波，它在另一種語言中是不一樣的，譯文中是無法保留的。”紀德這兒談及的，是文學翻譯中一個十分微妙而棘手的難題。從指稱意義上看，甲乙兩種語言中的詞可以是相對應的，但問題是該詞在不同語言中卻有可能給人以不 同的聯想，或具有相當微妙的內涵意義。這樣在翻譯中便有可能給譯者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尋求指稱意義上的對應，還是聯想意義上的融合？從英語到法語，特別是善于運用詞語制造豐富聯想意義的莎士比亞，給紀德造成的困難，便不僅僅是語言表達層面的取舍，而是文化意義的移植。

其次是面對莎士比亞戲劇文本中出現的多義性或意義含糊的情況，紀德又遭遇到了兩難的選擇。從翻譯的根本任務來看，“譯意”，為翻譯的第一要義，而理解是譯意的基礎。但問題是，“莎士比亞有無數段落幾乎無法理解，或者具有二、三、四種可能的解釋，有時明顯地相互矛盾，對此評論家議論紛紛。有時甚至存在好幾種文本，出版商在取舍時猶豫不定，人們有權懷疑最通常接受的文本也許是錯誤的。”面對這種情況，紀德認為譯者無疑要對如下的問題作出選擇性的回答：在原文多種的含意中，“該選擇哪一種？最合理的？最有詩意的？還是最富聯想的？抑或，在譯文中保持含糊性，甚至無法理解性？”紀德給自己或給譯者提出的這些問題，是值得每一個文學翻譯家去認真思考的。多義可以使讀者產生豐富的聯想，而意義的含混則有可能給讀者開拓廣泛的想像空間。文學文本的多義性和意義含混性問題，是文學理論研究者頗為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是譯者所應該細加對待的。面對多義的文本，首先要求譯者能真正深刻地領悟到原文本的意義和原作者的意圖，這是基礎的基礎，因為只有全面理解了，才有可能從整體的效果出發，經過全局地衡量，作出不可避免的取舍。

紀德面臨莎士比亞給他造成的種種障礙和給他出的道道難題，沒有像伏爾泰、夏多布里昂等前輩那樣對莎士比亞的“趣味”或文風加以責難，而是從譯者的角度，在語言與文化接觸與交流的層面，對種種障礙與困難出現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如果說每個譯本不可避免地都多多少少背叛了莎士比亞，但至少不是以同一種方式。每種譯文都有其特殊功效，只有當它們聚合起來才能重現莎士比亞天才的絢麗光彩”。經過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法國人在與莎士比亞的遭遇、相識與種種沖突中，最終看到了莎士比亞天才的絢麗光彩，而翻譯在其間起到的作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許鈞 《“遭遇”莎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