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翻譯的標準

不少翻譯家對翻譯的標準都提出了要求。有了翻譯標準，評判譯文的正誤優劣才有依據，在翻譯過程中才能目標明確、取舍有據、少走彎路。那么什么是翻譯標準呢，對于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百家爭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我國清代翻譯家嚴復于1898年提出了著名的翻譯標準“信、達、雅”，歷經百余年，至今仍廣為引用和研究，足見其影響深遠。嚴復的“信”，是指“達旨”，主張譯文應忠實于原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以求原意明顯；嚴復的“達”，是要用漢以前的字法句法；而他的“雅”，則是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的古雅。后來的翻譯理論家都各自給嚴復的三字翻譯標準賦予新的內涵。多數人認為“信”是忠實原意，“達”是通順流暢，“雅”是保持原文的風格。這就賦予“信、達、雅”翻譯標準新的內容和要求。

傅雷在總結了嚴復以來我國的翻譯經驗之后提出翻譯應“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

錢鐘書則指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英國翻譯家泰特勒于1790年在他的《論翻譯的原理》一書中也提出了著名的翻譯三原則：

1. 譯文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

2. 譯文的風格和筆調應與原文的性質相同。

3. 譯文與原作同樣流暢。

張培基先生提出可用“忠實、通順”四個字作為翻譯標準。忠實不但指忠實于原作的內容，還指保持原作的風格。通順指譯文語言必須通順易懂、流暢地道。如果不考慮表達是否通順，只注重內容的忠實，常會導致譯文失去原作風采甚至使讀者看不懂；另一方面，如果犧牲內容而追求表達方式的華麗，則無法傳達原文信息。二者都不能說是完美的翻譯。在不能兼而有之的情況下，譯者應首先照顧忠實的要求。

要達到忠實、通順的翻譯標準是不容易的，但應當是我們的努力方向。實踐證明，我們只能要求譯文和原文“等值”，而不能要求完全等同。按照奈達的理論，絕對一致的翻譯是不存在的；譯者尋求的應當是“對等語（equivalence），而不應是同一語（identity）； 理想的翻譯是在譯入語中找到最切近的對等語。絕對忠實只是一個夢想，是極難辦到的事。翻譯只可能盡量忠實準確地用譯文形式把原作的思想內容、風格、神韻等再現出來，盡可能使譯文讀者的感受和反應與原文讀者的感受和反應基本一致。

1．理解

2．表達

3．校核

奈達認為更準確地反映出好的翻譯的實際過程是：（１）分析：從語法和語義兩方面對原文的信息進行分析；（２）傳譯：譯者在腦子里把經過分析的信息從原語轉譯成譯語；（３）重新組織：把傳遞過來的信息重新加以組織、使之完全符合譯語的要求。

喬治•斯坦納認為，翻譯過程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是信任，相信所譯的是一部言之有物的作品；第二是進攻，理解明顯地帶有進攻性，譯者把意思俘虜過來，滿載而歸；第三是吸收，吸收的程度不同，有完全歸化的、有顯得生疏的，都會影響譯語的整個結構；第四是補償或恢復，第一步的信任使譯者失去平衡，真正的翻譯必須恢復平衡。

加切奇拉澤認為，翻譯過程始于努力想象作者作品中反映的東西，使用作者可能沒使用的文詞來表達，甚至用讀者或聽眾能懂的語言再現原作的藝術真實。

巴爾胡達羅夫從語言學觀點出發認為，語際的綜合處理便是從語言學意義上的翻譯過程，因而提出，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在保持內容方面也就是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外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的過程。

（董史良《中國翻譯詞典》）

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他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這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子剜眼睛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

余譯此書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圍內，保持原作之神韻，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曉暢之字句，忠實傳達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句對照式之硬譯，則未敢贊同。凡遇原文中與中國語法不合之處，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結構，務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為晦澀之字句所掩蔽。每譯一段竟，必先自擬為讀者，查閱譯文中有無曖昧不明之處。又必自擬為舞臺上之演員，審辨語調之是否順口，音節之是否調和。一字一句之未愜，往往苦思累日。

（朱生豪《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譯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