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對米勒一家和弗雷曼一家的打擊是巨大的。他們首先遭遇了多年的收入停滯，然后又要承受經濟衰退的后果。馬克·弗雷曼說，“這就像不停地從就要沉沒的船里舀水，突然桶被人奪走了。”兜售新貸款的銀行電話消失了，法警卻找上門來。“前一天，銀行還在對你百般巴結，突然態度陡變，對你恨之入骨。”他說著無奈地聳了聳肩。在一名友好的律師的幫助下，他們僥幸逃脫了喪失住房的命運。2008年末，美國銀行獲得了450億美元的救援款，這些都是納稅人的錢。銀行還多次丟失弗雷曼的檔案，每一次他們都不得再次經歷繁瑣的上訴過程。

　　“我懷疑銀行巴不得取消我們的房屋贖回權，因為我們只差一點就能還完貸款了。”費雷曼說，“這樣做顯然對他們更有利。”最終，弗雷曼夫婦證明他們能夠按期償還貸款。據費雷曼計算，迄今為止，他們已經為房子付出了16.3萬美元，房子的原價不到這個數字的1/3。而房子差點就被銀行收走，如果那樣，16.3萬就等于完全打了水漂。在過去3年，美國有超過400萬所房屋被銀行收回。費雷曼說，“情況變得非常糟，在銅的價格下跌前，人們闖回被收走的房子，剝下電線賣錢。”

　　那么，美國夢的未來是什么？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斯受世界銀行邀請，就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這個課題，領導一項為期4年的調查。斯賓斯承認他已經感到不詳之兆，像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一樣，他認為“大停滯”是嚴重的美國身份危機。

　　多年來，這個問題被廉價債務部分掩蓋起來。銀行不斷鼓勵中產階級美國人抵押房子貸款或者動用退休基金，因為他們認為不動產和股票價格永遠不會跌下來。這一觀點得到了半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認同，這其中不包括斯賓斯。但是，現在，輕易到手的錢變成了沉重的債務。老人不得不推遲退休。大學畢業生不得不搬回家和父母住。

　　人們的憤怒導致這個經濟問題日益政治化。“對于美國的未來，我有一種痛苦的預感，”斯賓斯說，“當人們失去了樂觀情緒，情況會激化。我最擔心的是美國會變得和其他拉美國家一樣：一個極端不均等的社會很可能從民粹主義轉變成保守主義，致使理性政府越來越遙遠。看看茶黨。人們不知道它是從哪里突然冒出來的。雖然我不贊同他們的解決辦法，不可否認的是，多數茶黨成員是默默地忍受了長期煎熬的中產階級美國人。”

　　斯賓斯承認，他的說法有些極端、夸大。他承認美國可能依然將保持其傲視全球的技術創新能力。多數經濟學家不像斯賓斯那樣悲觀。但是，在普通美國人中，他的悲觀情緒得到了最大回應。“對于美國人而言，對未來滿懷悲觀是一種全新的情緒，完全不符合美國特色，”斯賓斯說，“但大多數人對自身狀況的認識遠遠超過經濟學家。”

　　偶爾，弗雷曼夫婦會邀請他們的鄰居到他們家聚餐，喝啤酒，吃康妮拿手的家鄉菜。康妮和費雷曼體現了最佳美國精神，兩人都是社區活躍分子，他們會幫鄰居鏟雪，志愿參加學校活動，給少年棒球隊當教練。

　　這樣做需要樂觀精神。但是，在過去幾年里，弗雷曼覺得他的樂觀情緒已經耗光了。“大概是在18個月前，我們最終意識到，情況無法改觀———我們不能依靠積蓄退休。”康妮說，“至于安迪，”她提到她那個害羞但極有觀察力的兒子說，“他的未來讓我害怕。目前的狀況對年輕人已經很糟，何況是患有自閉癥的孩子？”

　　當我問他們，美國夢對他們意味著什么，費雷曼看上去很沮喪。“它不是個夢，”他回答，“我很不愿聽上去像那些茶黨人士，但我確實希望找回我的國家。但我覺得這似乎不太可能。”他讓我想到了去世的美國喜劇大師喬治·卡林的名言：“它之所以叫做美國夢，是因為你得睡著了才會相信。”

　　據說，安迪小時候，卡拉O K極大地改善了他的病情。我問他是否仍然愛唱歌。費雷曼和康妮的臉上立刻有了光彩，“你該去俱樂部聽他演唱。”康妮說，“他像完全變了一個人。”

　　安迪走進院子，我問他是否愿意唱一首。他立刻唱起了70年代百老匯舞臺劇《夢幻騎士》中的一首歌曲《不可能的夢》。他的演唱完美無瑕，他選擇的歌曲又如此地恰當：

　　“做不可能的夢，反抗不可擊敗的敵人，承受無法承受的痛苦，涉足勇者不敢涉足的地方。糾正不可糾正的錯誤，摘取遙不可及的星星。這是我的追求：追隨那顆星，無論多么絕望、無論多么遙遠。”

　　這是只有在美國才能體會的時刻，當安迪停止演唱，我轉身面對費雷曼和康妮。他們突然陷入了罕見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