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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琳也生長在藍領階級家庭。她父親退休前在俄勒岡州監獄工作，還有幾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和妹妹，他們的經濟狀況似乎更糟糕。“猜猜我和他們誰比較親近？”她笑了笑說，“一個都沒有。”
從技術上說，謝琳家的狀況算是比較好的。因為她的丈夫為一家消防安全公司工作，年收入7萬美元。米勒一家的日子顯然能夠撐下去。但他們擔心，家里一旦有人患上重病，情況將不再樂觀。幾年前，謝琳摘除了長在橫隔膜上的腫瘤，手術后欠下了1.7萬美元的債務。她的丈夫患有慢性椎間盤突出癥。雖然米勒家的總收入是美國工資中值的兩倍，為了支付汽車貸款，謝琳不得不將一個牙科手術推遲了半年。她也沒有時間學習提高自己的技能。謝琳說，“照顧殘疾人是個費時的工作，他們永遠沒有空閑時間。”
經濟學家們對于導致大停滯的原因看法不同，同樣的，他們提出的解救辦法也各不相同。多數人認為，優質的教育有助提高人們的收入，但是這并沒有解決最基本的問題。還有人指出，并非人人都能成為股票交易員、軟件工程師或哈佛教授。
未來的多數工作將是不容易被電腦和外國人所取代的“人際”工作——— 大樓管理員、美容師、家庭看護、庭園美化師，對于這些人，大學文憑是多余的。此外，過去10年，遭受收入停滯打擊的大多數美國人是大學畢業生。可見有高等文憑也不能免疫。但是，更好的教育，至少能夠增加一個人的就業機會。能不能負擔大學學費又是另外一回事。
謝琳的兒子和兒媳賈斯汀和露絲都只有23歲，不久前才搬回家和父母住。雖然兩人都有工作———賈斯汀為一家浴室改造公司工作，露絲在布料店工作。兩人高中成績都不錯，并希望上大學學習海洋生物學，但他們無法承擔巨額的學費貸款。
就在美國人收入停滯的同時，教育花費卻增加了。學費貸款額超過2萬美元的美國人的數量比14年前幾乎增加了一倍。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勞倫斯·薩莫斯很早就開始擔心“焦慮的中間層”的增多，他指出，在所有經濟大國中，美國勞動力大軍中大學生的比例最高。但如果單看25歲至34歲年齡階段的人，美國甚至無法排進前10位。
越來越多的年輕美國人對于長期負債的前景望而卻步。露絲·米勒解釋說，“不僅是對債務的恐懼——— 還意味著推遲4年開始賺錢。”露絲生長在摩門教家庭。讓她的公公婆婆吃驚的是，她成功說服賈斯汀也加入了摩門教。在我拜訪的時候，兩名面無表情、穿同樣襯衣、打相同領帶的摩門教家訪者突然到訪，把露絲、賈斯汀和他們兩歲的兒子拉到另一個房間說話。謝琳悄悄說：“我真想知道他們到底在那里面說什么？”
謝琳原來不相信政治，3年前的一件事讓她改變了觀點。現在已經成為弗吉尼亞州參議員的馬克·沃納突然聯系謝琳，說想要體驗她的工作。在目睹了謝琳的工作有多么困難之后，沃納花6000美元給謝琳的家門口安裝了一個戶外電梯，方便坐輪椅的瑪麗薩進出。這件事在沃納的競選活動中被廣泛報道，也讓謝琳成了沃納的粉絲。“他可真是個好人，”謝琳回憶說，“我希望能有機會再次見到他。”
迄今為止，沃納的民主黨只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應對大停滯的措施。在經濟危機前夕，奧巴馬在競選中經常談到多數美國人遭遇的長期“收入停滯”，并承諾扭轉形勢。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相應措施：比如提高社區大學預算，啟動了廣受贊譽的50億美元的“力爭上游”(raceto the top)計劃，鼓勵各州改善各自的院校和教育。但席卷而來的經濟危機讓白宮疲于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