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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在譯文中的運用 “四字格”詞組，系指廣義的概念，包括成語與非成語。一般說來，它涵意深刻，物型短小，‘生命力’旺盛、表現力強。“四字格”的成語，因襲定型，詞序固定，不能隨意拆散或組合：有些“四字格”并非成語，結構松散，可以根據一定的語境靈活組合。“四字格”在譯文中運用十分廣泛，只要運用得當，不但使譯文大為增色、而且能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一、使譯文筆墨經濟，以少勝多。 寥寥四字，言簡意賅，在忠實于原文的內容和風格的前提下，恰當采用，譯文就顯得凝煉、貼切，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至于科技翻譯，實踐證明，不但可用，而且有時非用不可，關鍵在于要忠實于原文。如： Scientific exploration ，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has given man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being able to shield himself from the calamities of nature and the calamities imposed by other man. 科學的探索，知識的追求，使人類獲得了避免天災人禍的實力。 二、有助于譯文通順流暢，雅俗交融。三、有助于譯文生動活潑，形象鮮明。 “四字格”成語，許多是憑借一定的積極修辭手段而構成的，以實指虛，具體生動，形象鮮明。運用恰當，有助于再現原文的語感、情志和形象，增加譯文的感染力。四、提高譯文語言的整齊勻稱和韻律感。絕大部“四字格”詞組中，四個字音節清晰，富于變化，連續運用，形成對仗，瑯瑯上口，抑揚頓挫，起落跌宕，十分和諧、具有語音上的美感，從而提高譯文語言的節奏感，如：Empty vessels make the greatest sound。滿瓶不響 ,半瓶叮當。 五、使用“四字格”切忌盲目追求詞藻華麗而超出“信”的范圍。 任何事物一旦超出適當的“限度”，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四字格”在譯文中的運用也是如此。所謂“限度”系指“信”，不僅內容忠實，連同形式、風格也要盡可能忠實，切忌妄加更動。其次，浩如煙海的“四字格”在語體色彩上大有差異，有的屬于陳腐冷僻、艱深古奧的書卷語，應該揚棄，有的屬于程度高深的書卷語，有的具有深厚的漢語民族色彩，有的屬于一般性的書卷語，還有的屬于通俗的語體，運用時，均需根據上下文選擇得當。此外，還要辨別其褒貶色彩，切忌混淆。“胸藏萬匯憑吞吐，筆有千鈞任歙張。”在譯文中運用“四字格”，一個重要的關鍵，就在于忠實原文。吃透原文，并琢磨“四字格”正確含義，注意其感情色彩，運用恰當，貌神俱合，才能提高譯文的質量，增加譯文語言的美感和藝術感染力。

（樹鑒文　見《中國翻譯詞典》）

英漢語言混用問題

新技術使電腦大幅度降價，電腦已經進入千家萬戶，信息高速公路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隨著新型電子通訊的發展，地球將變成一個真正的小村莊。如果我們把這個“小村莊”看作一個并合地區（convergence area），那么對于產生語言的混用現象就不會覺得奇怪。根據《語言和語言學詞典》，“并合地區” 是指“一個語言集團（ Speech community）和另一種相鄰語言接觸的地區。在這個地區中，經常性的語言接觸會產生混合語言、雙語現象，并發生語言演變。”造成雙語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有政治、軍事、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但就目前的英漢語言混用現象而言，主要還是由于英語在全世界普及造成的。在國際交往中唯有英語超過其他任何語言，成為最常用的工作和交際語言。據語言專家估計，到本世紀末，會使用英語的人口將超過15億，除了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外全球將有10多億人會熟練使用英語。據統計，全球四分之三的信件是用英文寫成的，因特網上80%的電子信函是用英文寫成的。由于英語在信息交流中的強大優勢，近年出現了不經翻譯直接吸收英文術語的現象。現在隨便翻開《光明日報》的電腦周刊，常常可以看到internet，window，homepage，Web，Dos，KV300，UCDOS,等電腦術語混用在漢語當中。除了在電腦技術方面的文本中有英漢混用現象外，在其他方面也出現了英漢混用現象。吳儀部長在電視采訪中就直接用英語講APEC，而不是講“亞太經合組織”，中央臺廣播員直接用英語講CCTV，NBA，MTV似乎已經司空見慣。就連《現代漢語詞典》修訂版也已經收入“卡拉OK”這樣英漢混用的詞條。美國暢銷書FIT FOR LIFE 在香港譯成中文時，題目也譯成英漢混用的《FIT一世》。盡管《光明日報》后來也公布了internet的標準譯名為“因特網”，但該報文章中仍然經常直接用internet。混用語言有的是自身選擇，有的是被迫的，目前這種狀況應該是自身選擇的結果吧。

應該承認這種直接借用英文原文的方法，有它的可取之處。第一，在信息爆炸時代，人們沒有時間去逐一考慮每個術語既對等又巧妙的譯名。直接用原文比較省時。第二，用原文可以避免誤解。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有時不同的譯者對同一個術語有不同的譯法，如果不看原文就會被那些術語搞糊涂了。葛傳規先生編的《英語慣用法詞典》中所有的語法術語都是用英文，呂叔湘先生譯的《文明與野蠻》一書中連“社會群體”（ social groups），“文化”（culture）這樣的術語都注上英文，足見兩位先生治學之嚴謹。現在港、臺及海外其他地區的華人所采取的譯名往往與大陸有很大的差別，比如AIDS，大陸譯為“艾滋病”，而港、臺譯為“愛死病”，有了原文就可避免誤會。第三，用原文可以將在漢語中一時找不到對等譯名的概念直接引進來。包容吸收其他民族的語言是對本民族語言的豐富和發展，英語本身就是各民族語言的大熔爐，它廣泛地向其他語言直接借用了大量的詞匯。象pai-hua（白話）、wok（鍋）、wonton （餛飩）等漢語詞匯都已直接進入英語。正是英語詞匯的這種世界性，才使它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而且英語離開英國本土后就再也不是英國人的專利了，它和新技術一樣可以被其他民族所利用，成為信息交流的載體。實際上用直接借用的方法不但豐富了本民族的語言，而且使本民族的語言更容易與其他民族的語言接軌，從而更方便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時下流行的詞“酷”源自英語 cool，如果用意譯是很難找出與之對等的詞的。美國人經常舉行各種各樣的party， 把party譯成“晚會”、“聚會”都很難與原文對等。倒不如直接借用party更好。 直接借用的詞可能一開始會比較陌生，甚至難以接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接受的。用慣漢語數目字的人剛接觸阿拉伯數字時一定很不習慣，可是現在漢語已經完全接受了阿拉伯數字。十幾年前，有人說“的士”、“巴士”、“打的”等港、臺詞匯不中不洋，不倫不類，可是現在這些詞都已收入新修訂的《現代漢語詞典》了。

我們過去翻譯外來詞匯時一般用音譯，意譯或音譯，意譯合用的方法。而且我們比較喜歡采用“歸化”的手段，使譯過來的詞具有中國特色，人們一看就懂，比如“院士”、“可口可樂”、“代溝”等。前不久關于“克隆”（clone）譯名的爭論正是體現了這種心態。有人認為“克隆”沒有中國特色，不能一看就懂，應改為“單生”，可是至今報刊、廣播還是用“克隆”。現在又多了一種直接借用的方法，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對待英漢混用問題，使漢語逐步走向國際化。不過，我以為在使用英文詞匯時應該用括號在后面注明中文意思，至少在文中第一次出現時應該注明意思。特別是一些縮略語，就連懂英文的人有時也莫名其妙。作為翻譯工作者對這個問題應謹慎處之，不能為了省事都用直接借用的方法。過去我們把science譯作“賽先生”，democracy譯作“德先生”，可以說是一時找不到確切的譯名所采用的應急辦法，最終還是被后來想到合適譯名所代替。我們直接引進的英文詞匯能否為漢語所接受，是需要時間考驗的，更何況譯出一個既確切又巧妙的譯名，始終是譯者努力的目標。

（林本椿　《談信息時代的翻譯》上海科技翻譯 1998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