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語是某一語言在使用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的固定的表達方式。本文所要討論的習語是廣義的、包括成語、諺語、歇后語、典故等。英漢兩種語言歷史悠久，包含著大量的習語，它們或含蓄、幽默、或嚴肅、典雅，不僅言簡意賅，而且形象生動，妙趣橫和，給人一種美的享受。由于地理、歷史、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差異，英漢習語承載著不民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們與文化傳統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習語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譯中的難點。本文試圖借助語用學的理論，對英漢習語的翻譯作一些探索。
　　美車哲學教授H.P.Grice在他的Meaning一書中把話語的意義分為自然意義（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義（non-natural meaning）兩種。話語的非自然意義指人們意欲表達的意義，即在特定的場合下表達出交際者意圖的語用隱含意義。這就是Grice的會話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論的基礎。那么，由于英漢兩種語言的文化背景的差異，同樣字面意義、形象意義的話語文章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隱含意義。隱含意義才是說話人或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根據我們的觀察，英漢習語之間的多方面差異可歸為兩類：一是形象意義的差異，一是隱含意義（包括褒貶義）的差異，而它們都是字面以外的意義，是文化差異的具體反映。由此出發，本文提出了英漢習語文化意義翻譯的具體原則和方法。

　　一、英漢習語中所反映的文化差異

　　朱光潛先生在《談翻譯》一文中說：“外國文學最難了解和翻譯的第一是聯想的意義……”，“它帶有特殊的情感氛圍，甚深廣而微妙，在字典中無從找出，對文學卻極要緊。如果我們不熟悉一國的人情風俗和文化歷史背景，對于文字的這種意義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譯時這種字義最不易應付。”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書中，首次把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提了出來，并表述為：“文化是一種復雜，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作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可見文化的覆蓋面很廣，它是一個復要的系統。語言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方化現象。我們經過歸納總結認為，英漢習語所反是非曲直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存環境的差異

　　習語的產生與人們的勞動和生活密切相關。英國是一個島國，歷史上航海業曾一度領先世界；而漢民族在亞洲大陸生活繁衍，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土地。比喻花錢浪費，大手大腳，英語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漢語是“揮金如土”。英語中有許多關于船和水的習語，在漢語中沒有完全相同的對應習語，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暫時歇一歇）, 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奮力圖存）, 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漢語的文化氛圍中，“東風”即是“春天的風”，夏天常與酷署炎熱聯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燒”、“驕陽似火”是常被用來描述夏天的詞語。而英國地處西半球，北溫帶，海洋性氣候，報告春天消息的卻是西風，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西風頌》正是對春的謳歌。英國的夏季正是溫馨宜人的季節，常與“可愛”、“溫和”、“美好”相連。莎士比亞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詩中把愛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2、習俗差異

　　英漢習俗差異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過于在對狗這種動物的態度上。狗在漢語中是一種卑微的動物。漢語中與狗有關的習語大都含有貶意：“狐朋狗黨”、“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狗腿子”等，盡管近些年來養龐物狗的人數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變，但狗的貶義形象卻深深地留在漢語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語國家，狗被認為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英語中有關狗的習語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而含有貶義外，大部分都沒有貶義。在英語習語中，常以狗的形象來比喻人的行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個幸運兒）, 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 Old dog will mot learn mew 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等等。形容人“病得厲害”用sick as a dog，“累極了”是dog-tired。與此相反，中國人十分喜愛貓，用“饞貓”比喻人貪嘴，常有親呢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貓”被用來比喻“包藏禍心的女人”。

　　3、宗教信仰方面

　　與宗教信仰有關的習語也大量地出在在英漢語言中。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人們相信有“佛主”在左右著人世間的一切，與此有關的習語很多，如“借花獻佛”、“閑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等。在西方許多國家，特別是在英美，人們信奉基督教，相關的習語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幫助自助的人），也有Go to hell（下地獄去）這樣的詛咒。

　　4、歷史典故

　　英漢兩種語言中還有大量由歷史典故形成的習語，這些習語結構簡單，意義深遠，往往是不能單從字面意義去理解和翻譯的。如“東施效顰”、“名落孫山”、“葉公好龍”等等。英語典故習語多來自《圣經》和希臘羅馬神話，如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點）、meet one's waterloo（一敗涂地）、Penelope's web（永遠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棗災難、麻煩、禍害的根源）等。

　　二、英漢習語翻譯的具體原則和方法

　　關于翻譯標準，中外翻譯理論家們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從嚴復的“信、達、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到張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實通順”；從瞿秋白的“等同概念”，到美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Eugene A·Nidar的“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或“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主張是相互影響、互為補充、不斷完善的，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中心要結晶都是譯文要忠實準確地表達原文的意義，保持原作的風格，忠實反是非曲直原作的面貌。所謂忠實表達原文的意義，應指忠實表達原文的字面意義、形象意義和隱含意義三個方面。但是，并不是原文的每句話、每個習語、詞匯都同時具備三種意義，有的可能只有字面意義，沒有形象意義；有的可能兼有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但沒有隱含意義。尤其是，任何兩處語言文化都不可能完全對等，要把原文中的三種意義全部再現于譯文常常是不可能的。如果字面意義或形象意義與隱含意義在翻譯時由于文化的差異出現矛盾，字面意義或形象意義應當服從隱含意義。其次，原文的形象意義在目的語中可能會找不到對應棗或者沒有相同的形象，或者雖然形象相同，隱含意義（包括褒貶意義）卻沖突，這時首先要考慮的是形象的隱含意義的準確傳達，可更換另一個譯文詩刊熟悉的形象或得舍棄形象意義，只譯出隱含意義。總之，隱含意義，也就是原文意欲表達的意義是最重要的。

　　在翻譯的方法上，直譯與意譯一直是翻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我們通過對一些翻譯理論及資料的學習與實踐認為，直譯與意譯是相對的，兩者之間相互聯系，且沒有絕對的界線。大到一部作品，小到一個句子的翻譯都會兼有直譯與意譯。一件好的譯作總是即有直譯，又有意譯，直譯與決譯相結合。我們認為，如果采用直譯能準確傳達原文多種意義的，就直譯，如果不能譯出原文多種意義，特別是不能準確譯出隱含意義的就采用意譯。

　　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所英漢習語的翻譯原則和方法加以具體化。

　　1、直譯

　　由于人們在感情，在對客觀事物的感受及社會經歷等方面會有相似之處，英漢習語中有少量相同或近似的習語，這些習語字面意義，形象意義相同或近似，隱含意義相同，也就是說，此類習語的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所傳達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可以互譯。如Easy come,easy go與漢諺“來得容易，去得快”、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與趁熱打鐵“Practice makes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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