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時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歷史中，佛經翻譯呈現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經譯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譯了幾部經書。但到了明代萬歷年間直至清朝"新學"時期，我國出現了以徐光啟、林紓（琴南）、嚴復（又陵）等為代表的介紹西歐各國科學、文學、哲學的翻譯家。明代徐光啟和意大利人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測量法義》等書。清代的林紓（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筆記的方式翻譯了一百八十四種西方文學作品，達一千萬字以上。所譯小說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林紓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譯作刪減、遺漏、隨意添加之處甚多。但是林紓的翻譯對于中國讀者了解西方文學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嚴復（1954.1.18-1921.10.27）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他從光緒二十四年到宣統三年（公元1898-1911）這三十年間翻譯了不少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亞當﹒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鳩（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賓塞爾（H.Spencer）的《群學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等。嚴復每譯一書，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義，常借西方著名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表達自己的思想。他譯書往往加上許多按語，發揮自己的見解。嚴復"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魯迅《二心集》），在參照古代佛經翻譯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在《天演論》（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有人因此認為嚴復偏重于"達"，把"信"、"達"相互對立起來。事實上，嚴復曾緊接著解釋道："至原文詞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所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這說明嚴復并沒有把"信"、"達"割裂開來，他主張的"信"是"意義不倍（背）本文"，"達"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盡譯文語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顯，為"達"也是為"信"，兩者是統一的。但嚴復對"雅"的解釋今天看來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采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嚴復自己在翻譯實踐中所遵循的也是"與其傷雅，毋寧失真"，因而譯文不但艱深難懂，又不忠實于原文，類似改編。有人說嚴復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這個批評不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嚴復重視譯文文字潤飾這一點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盡管嚴復對"信、達、雅"翻譯標準的解釋因時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許多年來，該標準始終沒有被我國翻譯界所廢棄，原因在于：這三個字的提法簡明扼要，又有層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達二者之中，信猶為重要。因此有些翻譯工作者仍然沿用著三個字作為當今的翻譯標準，但舊瓶裝新瓶，已賦予新的內容和要求。例如，他們認為"雅"已不在是嚴復所指的"爾雅"和"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風格"問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嚴復出版《天演論》前數年，《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寫的《擬投翻譯書院議》中已發揮了他所認為的"善譯"的見解。馬建忠的"善譯"標準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譯者先要對兩種語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異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義、精神和語氣，把它傳達出來；第三、譯文和原文毫無出入，"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專研究語法而沒有搞翻譯的工作，因此他對"善譯"的見解，被后人忽略了。

　　四、五四時期

　　"五四"是我國近代翻譯史的分水嶺。"五四"以前的最顯著的表現是以嚴復、林紓等為代表翻譯了一系列西方資產階級學術名著和文學作品。"五四"以后，我國翻譯事業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介紹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共產黨宣言》的譯文就發表在"五四"時期。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變化。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作品，特別是俄國和蘇聯的作品，開始由我國近代翻譯史上卓越的先驅者魯迅、瞿秋白等前輩介紹進來。魯迅是翻譯工作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兩人關于翻譯問題的通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應遵循的基本翻譯原則。他譯過許多俄國和蘇聯的優秀文學作品，如《毀滅》、《死魂靈》等。他和瞿秋白通過翻譯實踐，總結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魯迅對翻譯標準的主要觀點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持著原文的風資。"魯迅竭力反對當時那種"牛頭不對馬嘴"、"削鼻剜眼"的胡譯，亂譯，他針對有人所謂"與其順而不信"而提出了"寧信而不順"這一原則。當然，魯迅這條原則有"矯枉必須過正"的意味，但與借此作擋箭牌的"硬譯"、"死譯"實無共同之處。魯迅主張直譯，是為了照顧輸入新表現法和保持原作的風貌，這于借直譯作擋箭牌的"死譯"也是絲毫無共同之處的。他們二人對待翻譯工作的態度都十分嚴肅，至今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五、新中國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翻譯事業也得到了解放。從那時起，翻譯工作在黨的領導下，一直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斷迅速發展，取得巨大成績，在翻譯理論方面也日益充實完善。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 翻譯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進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搶譯、亂譯和重復浪費的現象；

　?。ǘ?翻譯作品質量大大提高，逐漸克服了粗枝大葉、不負責的風氣；

　?。ㄈ?翻譯工作者為了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開展了批評于自我批評，逐漸消除了過去各種不良現象和無人過問的狀況；

　　（四） 翻譯工作者不僅肩負者外譯漢的任務；

　　（五） 對翻譯標準的認識日趨統一，有效的推動了我國的翻譯工作。特別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國廣大翻譯工作者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通過認真的辛勤的翻譯勞動，介紹和交流先進科技知識、優秀文藝作品以及民族文化，為我國四個現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斷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