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情都有個要求，希望達到什么樣的標準。翻譯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樣的譯文算是好的譯文呢？我們應以什么樣的標準作為努力的目標呢？

1980年出版了張培基等四位學者編著的《漢英翻譯教程》。作者在“翻譯的標準”一節中寫道：“我們主張把翻譯標準概括為‘忠實、通順’四個字。”“所謂忠實，首先指忠實于原作的內容。”“忠實還指保持原作的風格。”“所謂通順，即指譯文語言必須通順易懂，符合規范。”

1983年出版了呂瑞昌等五位學者編著的《漢英翻譯教程》。關于翻譯標準的論述，與第一本書是一致的。書中寫道：“我們不妨用‘信、順’兩字來概括我們今天漢英翻譯的標準。所謂‘信’是指忠實于原文的內容，包括思想、感情、風格等，即把原文完整而準確地表達于譯文中，對原文內容盡可能不增不減。所謂‘順’，是指用詞正確得體，行文流暢通順，符合英語習慣;避免逐字死譯、生搬硬套，使不懂漢語的英語讀本也能看懂。”

這兩本書是受教育部委托編寫的高校通用教材，一本講英譯漢，一本講漢譯英，二十多年來，一直在我國高校廣泛使用。

我基本上同意這兩本書關于翻譯標準的提法，但我不贊成把風格放在忠實里面來談。我們不必因為嚴復提出了“信、達、雅”，談翻譯標準就一定要談風格。因為風格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把原文的風格完全翻譯過來，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說風格就完全不能翻。譯者只能盡力而為。譯文的風格除了包含一部分與原文的風格，必然還包含其他因素。而且翻譯不同類型的作品，對風格的要求也不盡相同。英譯漢還比較好辦，漢譯英就更難把握了。

我在99年為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編寫了一套教材，題為《英漢翻譯教程》。關于翻譯標準，我是這樣寫的：“對我們初學翻譯的人來說，我想可以提出兩條要求：（一）忠實；（二）通順。‘忠實’主要是指內容……要力求準確地表達原作者的意思。‘通順’指的是語言。如果原文是通順易懂的，那么譯文也要盡量做到通順、易懂。”我認為，真正做到上述兩條，也并不容易。風格在翻譯過程中是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但可以慢慢展開討論，而不必寫在翻譯標準之中。

十多年前，我對外國譯者關于翻譯標準的看法作過一些探討，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外國譯者追求什么樣的譯文？》，發表在《中國翻譯》1992年第4期上。現將其中的部分引文介紹如下。

K. J. Maidment 在其所譯《Minor Attic Orators》寫的序言（1940）中說道：“關于譯文本身，我只需要說我的目標一直是既確切（accurate），又通順（readable），但我充分意識到往往二者都沒有做到。”

G. P. Goold 在為其所譯Propertius的《Elegies》一書寫的序言（1990）中說道：“我在本書中主要是力圖以可靠的拉丁文本和優美、確切的（graceful and accurate）英譯本把普洛佩提烏斯介紹給盡可能多的讀者：當然首先是介紹給古典文學學者和研究人員，但也同樣介紹給一般的文學愛好者。”（這個版本是拉丁文和英文對照本。）

Michael R. Katz 與 William G. Wagner 在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英譯本寫的前言（1989）中說道：“出版這個新譯本，是為了提供方便，使英國和美國讀者第一次看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一書的完整譯本……我們希望這個完整、確切、通順的（complete, accurate and readable）譯本能使英美讀者不僅了解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本小說對人類生活產生了多大的影響，而且了解它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是從哪里來的。”

Ronald Hingley 在為其所譯《契珂夫全集》寫的序言（1964）中說道：“主要目的是為舞臺演出提供腳本。譯本一向以高度確切（strict accuracy）為宗旨，但希望避免學究氣。譯本從未有意識地為了字面上的忠實而使得臺詞不能上口，或違背原作的精神。”

Michael Grant在為其所譯《西塞羅選集》寫的前言（1960）中說道：“譯者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使譯文通順 (readable )，否則就沒有人看，也就不能達到介紹原作者的目的。在今天如果譯者使用修辭色彩很濃的英語，他的譯文就不會通順，也就沒有人看。……西塞羅的修辭手段是他所受的語言訓練的產物，是他的風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丟掉它，你就丟掉了人們最贊賞他的一個方面，損失還不止于此。如果保留它，我在前面已經指出，你就丟掉了另外一樣東西--當代通順的英語。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是沒有折中辦法可以解決的。因此，我既然不準備放棄努力，要盡可能地接近真正的現代英語，就不得不放棄西塞羅的修辭手段。至于讀者遭受的損失，我是非常清楚的。”

Horace C. P. McGregor翻譯了西塞羅所著《論神性》一書。他在“譯者的話”（1970）中說道：任何一篇文章都包含著妥協（compromise）的成分。一個句子在這種語言里通順流暢，在另一種語言里就會拖沓累贅。一個精彩的短語如果按字面譯成另外一種語言里就可能不像樣子。一個單詞在另一種語言里也可能難以找到相應的詞。……我的目標是真正的翻譯，然而是低標準的，我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改變原來的語言形式，但決不有意識地脫離原作的意思和語氣。最主要的是我力圖使西賽羅的英文譯本和拉丁文原文一樣通順（readable）。

Edward G. Seidensticker翻譯了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他在前言 (1976)中指出：此前Arthur Waley翻譯的《源氏物語》是很自由的，他作了大膽刪節，也作了大量的增補與美化。他說：“新譯本可以稱得上是個全譯本，但其字數比Waley大加刪節的譯本還要少。這就說明無論Waley取得了多么精彩的效果。……他的節奏(rhythms)是與原作迥然不同的，原作較為明快、凝練，用詞節省，不羅嗦。如果說翻譯的目標應該在一切重要方面包括節奏在內模仿原作的話，那么這里提供的譯文規定要達到的目標，可以說比Waley的譯文所要達到的目標多得多。”

George Gihiam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職，參加了Norton Critical Edition這套叢書的編輯工作。他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英譯本寫的序言（1989）中寫道：“我們選擇《罪與罰》一書的英譯本，標準是這個譯本能用當代英語確切地(accurately)體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世紀俄語原作，能用今天的英語表現出和原作相一致的風格(style)，不以現代詞語或維多利亞時代的詞語歪曲原作，而且譯文本身是通順的(readable)。根據這些原則，我們認為Jessie Coulson的譯本似乎是最好的譯本，經與牛津大學出版社接洽，在這里重印出版。”

從以上幾段引文來看，accuracy和readability 是譯者追求的共同目標。其他方面，各位譯者的側重點是不同的，風格、精神、修辭手段、語氣、節奏，不一而足，有時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可見問題之復雜。

鑒于以上情況，我們在開始時不妨就以信（忠實）和達（通順）為目標吧。你覺得這兩條會很容易做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