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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恐怖分子”一樣被押送回國
記者：律師稱你是像“恐怖分子”一樣被押送回國的。是這樣嗎？
翟田田：按照法律程序，自動離境應該是由我自己離境，但有一個人可以跟著我辦手續，但實際上我是被囚車送到機場，腳上戴著鐐銬，腰上纏著鐵鏈子，手銬和鐵鏈子連著。看守人員在囚車上給我一個三明治，我要彎下腰才能吃到。在機場我沒能見到律師、朋友和華文媒體，也沒能拿到我的行李。對方給出的理由是擔心送我的人把我打倒，這個理由非常可笑。我隨身帶的只有一個在監獄里藏的塑料袋。當時身上的錢還剩40美元，我花27美元買了一個最便宜的小包。從進入機場到臨上飛機，所有人都看到我戴著手銬腳鐐的樣子，我不愿意再回憶這段屈辱的經歷。
翟泰山：田田昨晚睡覺脫下襪子，我看到他的腳脖子被腳鐐勒出了傷痕，非常難過。
校方找不到起訴理由
記者：檢方為什么直到現在都沒有起訴你？
翟田田：校方知道沒有起訴我的理由，只想隨便找個罪名吊銷我的簽證，遣返我回國。他們以為我在魚龍混雜的監獄里呆不了多久就會堅持不住自動認罪，這樣他們做的所有事情就都變成合理的了。沒想到我硬是堅持了幾個月。檢方本應在6月1日起訴我，但因為沒有證據一直拖到現在。
記者：白人女子羅紅玫曾控告你“騷擾”，這是你被校方開除的理由之一嗎？
翟田田：我和羅紅玫是經我的博士生導師介紹認識的。這是我的個人生活問題，與此案沒有任何關系。因為我的律師海明要求校方提供停學理由，他們才搬出了這個案件。
記者：媒體和公眾在這個案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翟田田：如果沒有媒體的報道和公眾的關注，也許我今天仍然在坐牢。中國媒體關注了，美國的華文媒體關注了，我的罪行才得以一步步減輕。直到我絕食抗議引起《紐約時報》關注，直接打電話給檢控官，我才得以從刑事監獄被轉移到條件好一些的移民監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