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登，1907年生于約克郡。1922年開始寫詩。1925年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30年代他以第一部《詩集》成為英國新詩的代表；被稱為“奧登派”或“奧登一代”的詩人，又是英國左翼青年作家的領袖。1936年出版代表作詩集《看吧，陌生人》。1937年赴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發表長詩《西班牙》。次年訪問中國。與衣修午德合著《戰地行》。1946年加入美國籍。后期作品帶有濃重的宗教色彩，主要詩作有《阿基琉斯的盾牌》、《向克萊奧女神致敬》、《在屋內》、《無墻的城市》。奧登被認為是繼葉芝和艾略特之后英國的重要詩人。晚年常在紐約和奧地利鄉居。1953年獲博林根詩歌獎，1967年獲全國文學勛章。 1973年9月29日病逝于維也納。

奧登在《19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一書的序中說：
一位詩人要成為大詩人，要必備下列五個條件之三四。
一是必須多產；
二是他的詩在題材和處理手法必須寬泛；
三是他在觀察人生角度和風格提煉上，必須顯示出獨一無二的創造性；
四是在詩的技巧上必須是一個行家；
五是盡管其詩作早已經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過程要一直持續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詩人，盡管詩作都很優秀，
但你卻無法從作品本身判斷其創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說，一成不變的，靜止的。
簡捷的說就是多產、廣度、深度、技巧、蛻變。
他還說:寫一首好詩不難，難的是在不同的階段包括創作的最后階段，總能寫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詩。
我們必須相親相愛否則不如死亡

奧登和艾略特是二十世紀英語詩歌的兩位巨人，可以說是大西洋兩岸最負盛名的英語詩人。兩人都是大學里的才子，除了寫詩還都是文章高手，都出自故國的最高學府，艾略特就讀于哈佛大學，奧登則畢業于牛津大學。有意思的是，奧登最初主修的是生物學，而艾略特一直主攻哲學。同樣有趣的是，艾略特出生在美國，26歲移居倫敦，并加入了英國籍；奧登出生在英國，32歲移居紐約，并加入了美國籍。還有一個對詩人來說并不常見的事實是，艾略特在英國皈依了天主教，而奧登則在美國皈依了新教。
　　
1907年1月21日，奧登出生在英格蘭中北部臨海的約克郡，他的父親祖上來自冰島的一個醫生世家，這恐怕是他終生對疾病和治療感興趣的主要原因。1936年，奧登與同為牛津才子的劉易斯·麥克尼斯結伴去冰島尋根旅行，他們合作寫下了《冰島書簡》，這是一本令人愉快的游記。可就在奧登在冰島逗留期間，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從那里直接去了伊比利亞，當起了救護車司機。雖然奧登并未親自參戰，但卻寫下了最優秀的戰爭詩《1937年的西班牙》，詩中把軍事沖突描繪成為在歷史的倒退和正義的尋求之間的重大選擇。
　　
說到奧登的出生地約克郡，在面積僅有13萬平方公里的英格蘭（共有44個郡），它也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大約相當于中國的一個縣或幾分之一個縣。可是，出生在這個郡的文化名人卻不少，包括寫出了《簡·愛》和《呼嘯山莊》的小說家勃朗特姐妹，大雕塑家亨利·摩爾，大批評家燕卜遜。此外，還有著名的探險家庫克上校，他是所有航海家中最有學問的，曾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笛福小說中的主人公魯濱遜也出身于約克郡的一個中產階級，而繼奧登之后執英國詩壇牛耳的特德·休斯則來自約克郡一個山谷小村。
　　
說到奧登的戰爭詩，我們還必須提到他的十四行組詩《在戰爭時期》。從西班牙回來的第二年，即1938年，奧登便與倫敦預科學校時代的好友、小說家衣修伍德（也是他的同性戀情人）一同前往中國。結果是衣修伍德完成了一部詼諧的旅行日記，而奧登則寫了一組嚴肅、睿智且雄心勃勃的戰爭詩。其中有一些自由聯想的美妙句子讓人過目不忘，例如
　　
“喪失”是他們的影子和妻子，“焦慮”
像一個大飯店接待他們，……
又如
天空像高燒的前額在悸動，痛苦
是真實的，……
　　
這容易讓人想起面對醫生時病人的表情。奧登是一位語言大師，他用簡練的口語創作，卻能做到意味深長，且有許多感人的句子，如“我們必須相親相愛否則不如死亡”。1985年，我在查良錚翻譯的《英國現代詩選》里首次讀到奧登的詩歌，便留下難忘的記憶，其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下面兩行樸實無華的句子，
……和那些頭腦空曠得像八月的學校的，……
　　
在去冰島以前，奧登主要靠在中學教書維持生計，同時為電影公司工作，這使他有機會寫作歌詞和解說詞。為了幫助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女兒獲得英國護照，他和她登記結婚，據說兩人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成婚之日“。1930年，奧登在艾略特（此前他在替一家出版社審稿時拒絕了奧登的詩集）編輯的詩刊《標準》上開始發表詩作（1996年北京出版了同名刊物，可惜只出了一期便流產了），他也成為英國“三十年代詩人”中的領軍人物，同時出道的還有麥克尼斯、劉易斯、斯彭德等牛津才子。三十年代也是奧登的戲劇年代，這方面他力圖向艾略特看齊，尤以與衣修伍德合作的三部詩劇引人矚目。和他的詩歌一樣，奧登的戲劇也表現出對當代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濃厚興趣。
　　
1939年是奧登寫作生涯的轉折點，那一年他和衣修伍德攜手去了美國，這一行動受到包括他的仰慕者在內的許多同胞的指責，因為他是以戰爭詩歌、譴責法西斯主義聞名的，卻在英國反法西斯戰爭前夕離去。奧登本人早已厭倦并急于甩掉“左翼詩人”這頂帽子，但他內心未必能夠心安理得，這或許是他不久便皈依宗教的一個動因。在生活上，奧登也發生了變故，先是遇到了年輕的美國詩人切斯特·卡爾曼，接著母親去世。卡爾曼比奧登小14歲，他倆在紐約共同生活了20多年，并一起為斯特拉文斯基的多部歌劇撰寫腳本（衣修伍德則在加州與年輕的美國畫家大衛·霍克內共譜戀曲）。
　　
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時，奧登也成為克爾愷郭爾式的存在主義信徒。結果是寫出了一系列長詩，其中《雙重人》是一首散漫的哲理詩，探究了人類的境況，并給予基督教的回答。《暫時》是一首圣誕頌歌，表現了教徒和人文主義者的心理及所處的窘況。《海之鏡》是對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的評論，其技巧之嫻熟、理性的光芒無處不在，展示了奧登式的機智和才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奧登的詩歌創作進入了最后一個高峰，其中《阿基里斯之盾》被認為是奧登戰后最為感人的詩集，可惜這些作品大多沒被翻譯成漢語。
　　
1965年，奧登和薩特、肖霍洛夫一起進入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最后一輪。與兩位競爭者相比, 奧登是那個世紀文學形式的創造者, 他的散文寫作也證實了自己非凡的敏銳和創新精神。奧登的不利因素是他在戰后加入了美國籍, 而加利福尼亞出生的小說家斯坦倍克兩年前剛剛獲獎。果然最后一刻, 奧登因為“創作高峰期早已經過去”被排斥掉了。瑞典文學院也因此遭遇到尷尬，兩個主要競爭對手的另一個——薩特獲獎后拒絕了，肖洛霍夫次年也登上了飛往斯德哥爾摩的航班, 奧登卻從此失之交臂。
　　
1973年秋天，奧登在維也納的一次詩歌朗誦之后，因心臟病發作突然去世。所幸的是，奧登詩歌中的文雅、高貴、理性之光和愛的勇氣使他立于不敗之地。在不同的年代，奧登在中國都擁有一批推崇者，但卻是難以效仿的，原因在于他同時兼有理性之光和愛的勇氣，這也是我們今天紀念他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