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很難區分一位淺啜蒸餾咖啡的藝術家和一位吞飲卡普契諾的銀行家——但這不僅僅是風格問題。如果你去調查人們對于性、道德、休閑和工作的態度，會發現現在越來越難區分反傳統的叛逆者和維護傳統的企業人士。大多數人似乎將反叛和追求社會地位提高這兩種態度糅合在一起了。

這些“波波”們只不過是一群延長著青春期生活的普通中產階級。他們感興趣的，或者“與己息息相關”（比如墮胎或槍支管制問題），或者遠得不沾邊（如雨林，西藏或第三世界貧窮的問題）。但是他們很可能會通過消費來表明自己的良知，欣慰地認為收集異域風格的手工藝品就是在幫助某些地方的某些人。

受“精神參與”的鼓舞，卻又惟恐自己變成道德的圣斗士和狂熱的宗教信徒，他們會嘗試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只要這些做法安全且適度。他們會為具體的違法行為而動怒，如虐待行為和種族歧視，但是對于似乎不對任何人造成明顯傷害的謊言和小過失卻無動于衷。

他們是在反對精英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另一群精英。他們天生就是現行秩序的反對者，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本身又成了新的社會秩序的代表。他們富而不貪；他們會取悅長輩，但不盲從；他們的社會地位逐步上升，卻沒有太明顯表現出對下層社會的藐視與不屑。

在人們為“波波”們的“乏味政治”感到悲哀的同時，他們卻勝過那些缺乏容忍且好戰的先輩精英們——他們起碼會把購物變得更為有趣，并且對于建設美好社會有一套很好的道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