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標準

　　翻譯標準就是指翻譯實踐時譯者所遵循的原則，也是翻譯批評家批評譯文時必須遵循的原則。翻譯是一種社會活動，翻譯標準則是從中產生的。由于社會活動受制于社會條件及譯者個人等等因素，因此翻譯標準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社會和譯者的烙印。總的說來，翻譯標準大體可分為以下四種：

　　任何翻譯實踐總要遵循一定的翻譯標準或原則，衡量一篇譯文的好壞同樣也離不開一定的翻譯標準，因此翻譯標準的確立對于指導翻譯實踐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由于人們看待翻譯的角度不同，自然有了不同的翻譯標準。概括起來，它們大體可分為以下四類：

　　一、以譯出語或譯入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the source-language-oriented or the target-language-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以譯出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唯原文的形式是舉，惟恐譯文失真，有違原文作者的原意，因此翻譯時完全采取詞對詞、句對句（word for word and line for line）的死譯方法，而且常多用音譯法。例如把the Milky Way（銀河）直譯為"牛奶路"，把the apple of my eye（珍愛物；珍愛之人，寶貝）直譯成"我眼的蘋果"；把"Every dog has its day."譯為"每只狗都有它的日子"（正確的譯法應為"人人皆有得意之日"）。持這種原則的翻譯家為數不少，如中國西晉時期的佛經翻譯家竺法護（約230-309）、15世紀德國翻譯家尼古拉斯·封·維爾（Nicolas von Wyle,生卒年不祥）、近代的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而以譯入語為取向的原則則是一味以譯文讀者的口味為準繩，完全采用歸化的譯法。或是完全為了適合讀者的口味而讓譯文歸化，有時甚至不惜曲解原作，如把"When Greek meets Greek,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譯作"張飛殺岳飛，殺得滿天飛"（正確譯法應為"兩雄相遇，其斗必烈"），把Solomon（所羅門，古以色列國國王大衛之子，以智慧著稱）意譯成"諸葛亮"，把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意譯為"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堯舜".中外翻譯史上持這種原則的翻譯家同樣不少，如三國時期的支謙和康曾會、東晉時期的鳩摩羅什、古羅馬的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8）以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翻譯家。美國當代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Nida）早年提出的以讀者的反應對等的原則基本上也是以讀者為取向的。這兩種翻譯原則流傳到今天就是所謂的"直譯"和"意譯"說。"直譯"和"意譯"作為兩種具體翻譯方法完全有著自己存在的價值（如直譯常用來翻譯科技文獻等作品，意譯常用來翻譯廣告、影視等文本），但如果將二者當中的任何一個視為指導翻譯實踐的唯一原則，顯然是過于絕對化，難以指導出好的譯作來。錢歌川和陳廷佑曾舉例說明直譯和過分意譯的壞處，例如：

　　（1）The broker's hour is not only crowded, but minutes and seconds are hanging to all the straps and packing both front and rear platforms.經紀人的時間不但是擁擠的，而且分分秒秒都掛在所有的皮帶上，包裝在前后的月臺上。（譯文完全直譯，難以理解，可改譯為：經紀人的時間不但是忙迫得像電車一樣的擁擠，而且每分每秒車上所有的吊帶都吊滿了站立的乘客，在前后的站臺上也擠得水泄不通。）（錢歌川：《翻譯的基本知識》）

　　（2）He wanted to learn, to know, to teach.他渴望博學廣聞，喜歡追根窮源，并且好為人師。（譯文過分意譯，偏離原作思想，可改譯為：他想學習，增長知識，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識教給別人。）（陳廷佑：《英文漢譯技巧》）

　　上述兩例說明，把直譯和意譯作為指導翻譯實踐的原則提出來，弊端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以譯出語為取向還是以譯入語為取向，二者均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

　　導致采用譯出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和以譯入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的水因素主要有：

　　a. 原文文化過于強盛時譯者往往采用譯出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譯文文化過于強盛時譯者往往采用譯入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

　　b.學習和借鑒原文文化時譯者往往采用譯出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藐視或貶低原文文化時常常采用譯入語為取向的翻譯原則；

　　c.譯者個人能力或愛好常常影響著對這兩種翻譯原則的選擇。

　　二、以作者和讀者為取向的翻譯原則（the author-and-reader-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這一原則既考慮到作者又同時考慮到讀者，比較全面。持這一原則的人在西方的有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學者亞歷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他在《論翻譯的原則》（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譯三原則：

　　（1）譯文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譯文的風格和筆調應與原文的性質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3）譯文應和原作同樣流暢（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在我國持這一翻譯原則的有玄奘、嚴復和魯迅等人。玄奘是唐代著名的佛經翻譯家，主張翻譯"既須求真又須喻俗"（A good translation should be both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and intelligible to the public.），意即譯文要"忠實通順".嚴復是我國清末時期的名學者。他在《天演論》（譯例言）（1898）中提出了"信達雅"三字標準（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信"是"意義不背本文"，"達"是不拘原文形式，盡譯文語音的能事以求原意明顯。"信"、"達"互為照應，不可分割開來。"雅"在今天看來是不可取的，因為這個"雅"是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即所謂的上等文言文。魯迅先生認為："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這就是說，譯文既要信又要順（both faithful to the SL and smooth in expression）。我國當代翻譯理論家張培基等人在其《英漢翻譯教程》中所提出的"忠實"、"通順"標準也屬此類型。

　　這類翻譯標準或原則的共同特點是：翻譯既要"忠實"又要"通順"，即譯文必須既要考慮到原作者又要考慮到譯文的讀者。用張培基等人的話說就是：

　　"所謂忠實，首先指忠實于原作的內容。譯者必須把原作的內容完整而準確地表達出來，不得有任何篡改、歪曲、遺漏閹割或任意增刪的現象。……

　　忠實還指保持原作的風格——即原作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語體風格、作者個人的語言風格等譯者對原作的風格不能任意破壞和改變，不能以譯者的風格代替原作的風格。……

　　所謂通順，即指譯文語言必須通順易懂，符合規范。譯文必須是明白曉暢的現代語言，沒有逐詞死譯、硬譯的現象，沒有語言晦澀難懂、佶屈聱牙的現象，沒有文理不通、結構混亂、邏輯不清的現象。……"（《英漢翻譯教程》p.7）

　　從大量的翻譯實踐來看這類翻譯原則基本上是正確的，在翻譯實踐中也是可行的，但其缺點是執行起來讓人感到過于籠統和抽象,且人們對它的理解或闡釋往往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怎樣協調好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也常常讓人棘手難辦。

　　三、以美學為取向的翻譯原則（the aesthetic-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這類翻譯原則主要為文學翻譯家所提倡。如美國的意象派詩人龐德（Ezra Pound,1885-1975）,前蘇聯的加切奇拉澤（1914-1974），我國的傅雷、錢鐘書和許淵沖。龐德"重詩歌翻譯的意象，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文學翻譯是美感經驗再現的特征"（金文俊："翻譯理論研究基本取向概述"，《外語教學與研究》1991年，No.1,p.24）；加切奇拉澤認為，為了求得藝術等值，要發揮譯者的創造性，譯者要像進行文藝創作一樣，選擇最能反映原作美感的語言手段，再現原作的藝術現實（金文俊："翻譯理論研究基本取向概述"，《外語教學與研究》1991年，No.1,p.24）。傅雷認為，"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 雷：《高老頭重譯本》）錢鐘書提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錢鐘書："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翻譯理論與翻譯技巧論文集》，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p.125）許淵沖提倡文學翻譯要做到"意美、音美、形美"（beauty in meaning, beauty in sound and beauty in form），并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譯出了舉世公認的優秀文學譯作。這一翻譯原則的共同特點可以說是譯文重神似非形似，語言必須美, 即許淵沖先生所主張的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 in best order"（英國19世紀詩人Samuel Taylor Coleridge語）。這里必須指出，美學取向的翻譯原則多適合于文學翻譯；以此指導翻譯實踐的確產生了不少精彩的文學譯作。但是，該原則對于不少人來說顯得過于"高深"和"抽象"，同時也不太適合用來指導非文學作品的翻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