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們那個研究生班還有幸請到多位外國專家來講學。講語言學的是英國人John Reed。此人閑話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讓我們真正接觸普通語言學。我們這些毫無語言學根底的人，首次讀到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但還沒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記得那時我們對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鮮。當時因為圖書資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講的講課錄音一字不漏地聽寫下來。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這次大規模的聽寫，許多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在我的頭腦中牢固地建立起來。另一位講語言學的是來自匹茲堡大學的安東尼先生，一位熱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們介紹了美國語言學的發展狀況（十年文革使我們對外界了解甚少）。盡管這些信息已經過了二、三十年，但是對我們來說，卻顯得那么新鮮。還有一位教英國文學的專家是英國文化處派來的布朗先生，此公學問不錯，但是態度傲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憤怒的青年人運動”(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這里，我不是單純列舉事實，而是想說明，我們當時因為深感自己耳目閉塞，因此下定了奮起直追的決心。當時的十幾名學生學習起來如饑人覓食，勢不可擋。拿到一部經典、名著，常愛不釋手，讀個通宵。讀研究生的前兩年，我就寫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評論“憤怒的青年人運動。”我讀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閱了當時（60年代）的社會背景，又讀了重要作家對此次文學運動的介紹和評論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給布朗先生一閱。他大為高興，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 （法語，意為“出色之作”），他還當面對我說：“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這個傲慢的人也變得友善了許多。得到鼓勵后，我大著膽子把文章給王佐良先生看。幾天之后，他在飯桌上對我說，“你把文章譯成中文，明年三月我們在《外國文學》的第一期給你登一登。”還有一篇文章是介紹喬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發表在復旦主辦的《現代英語研究》上。那似乎是國內生成音位學的第一篇文章。當時，是許老讓我讀了這本書。讀過之后，我用英文寫了個paper，并將文章給安東尼先生看。他說：“It’s very good. You’re a complex person. 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聽了他的話，我放心了。接著，我又把文章變成漢語，給許老看。許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讀規則過于技術性，他沒有看，就說，“你寄出去，讓他們去改吧，復旦會有人懂。雖然那篇文章只介紹了喬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簡單的三章，但它的發表給一個初學者帶來的自信與愉悅卻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因為這意味著我能讀懂當代最深奧的音位學了。

總之，學習道路是漫長的。當時，這些事情一件一件發生的時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隨意的。現在回憶起來，它們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聯系的、有計劃的。把這些事件串連起來，使我們看到北外英語系偉大的教學傳統，看到那些老師們的教學理念和思想軌跡。所有這些都為我們指出了成功學習者不可偏離太遠的學習道路。這條路是漫長的、艱辛的；同時，也是愉悅的、慰藉心靈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風景線，一個比一個殊勝，最終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懷舊。我們當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卻落得個耳靜心靜。每個人的工資都是幾十元錢，每個人住的都是筒子樓，沒有紅眼病，不用為買車買房去拼命教課掙錢。除了學習還是學習，除了教書還是教書。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那時要操勞得多，這是這一代人為追求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所付出的代價。這種現實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年輕人學問與教學的精細。當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來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長了草。有的人學了兩三年英語就認為夠用了，著急忙慌地找個外企上班掙錢。而我們這些人，學了那么多年，仍然認為自己學得很不夠。王佐良先生經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輕視學問的種種表現，最終會使教育事業付出沉重代價。

還有一件值得討論的事，前幾年，有人反對“文學路子”，認為英語課上的文學材料過多了，過時了，要多講科普和科技英語。多些自然科學的材料本無可厚非，但不讓文學進課堂，卻實在是欠妥。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學語言不學點文學，無論如何也學不出味道來。科普英語的結構和意義都比較直截了當，沒有太多好講的，也不能培養出學生的語感。可充當課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長的，必須經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學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文教育無論怎樣強調也不過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會學生如何做人，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面對生活――特別是如何頂住壓力，如何克服困難，如何對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對成功和榮譽。中國的獨生子女太需要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國的外語學習的大環境而言，我以為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問題，實際上，方法背后是深層的學習理念問題。

首先，對待學習要有科學、踏實的態度。學習任何一門科學都需要下扎扎實實的功夫，不要總想投機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誘你投機、以使他賺錢的歪門邪道。所謂的“瘋子英語”、“傻瓜英語”、“學習方法革命”等，都曾經迷惑過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只要稍稍靜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幾百年來，那么多的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用畢生的精力從事科學研究，都沒有發現什么“成功秘訣”。近年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英語學習》刊登了多篇“專家如是說”，上海外國語大學出版了《外語教育往事談――教授們的回憶》，大連外國語學院出版了《外語名家論要》，寫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眾口一詞，都說學外語沒有什么捷徑好走――只能是多讀、多聽、多說、多寫。惟獨在21世紀初，中國出了救世英雄，能用靈丹妙藥讓中國人在幾個月內學會英語，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難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們笨？那么多的科學家都比他們傻？根本不可能！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有一點：哲人與科學家尊重真理，不想騙人；而“救世英雄”卻是以金錢掛帥，不顧事實，無知無畏。你可以“瘋”，也可以“狂”。但有一點，你能“瘋”會莎士比亞，我才信服。你能“狂”會同聲傳譯，那才算真本事。僅僅是為了克服羞澀感，用不著去發瘋發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調整就可以了。也用不著在樓頂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這些歪門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給英語教師做報告時，曾多次提到，“相信‘瘋子英語’、‘傻瓜英語’就相當于癡迷歪理邪說”，在場的數百名教師對此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可見，絕大多數老師都是認同這種說法的。

其次，學習工具不能代替學習過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記憶。現在，學習外語的條件實在是太好了。英語的文學材料、聲象資料應有盡有；收音機、錄音機、錄像機、“文曲星”、“快譯通”、“詞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該如何看待這些東西呢？當然，這些都是有助于學習的工具。問題是學習者該如何使用這些工具。適當使用，有益學習；使用不當，則影響學習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選精品來學。桌子上擺滿了書，結果是摸摸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讀任何一本。古人云：“心頭書要多，案頭書要少”，就是說要專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譯通”，有些學習者認為，再也不用去背單詞、查詞典了，這是非常錯誤的認識。“快譯通”再好、再快，里面的東西仍然在你的頭腦之外，不是你的知識的一部分，也不能構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會上做口譯或用英語宣讀論文時，總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譯通”來解圍吧。就是在筆譯和寫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譯通”。這些工具只能在應急時用，要想真正學好英文，還是要借助于好的詞典，將詞義、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點東西，還是要靠查詞典這種慢功夫，急是出不來悟性的。再說，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詞堆在一起，也只不過是中國式的英文，而決不會是地道的英文。總之，外語學習是慢功，是細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決不可能學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試代替學習，不要用試題集代替課本。目前，應試教育現象十分普遍，考試過多，很多試題或題型不夠科學。學習者花了很多的時間做題，最后拿個什么證，但是英文卻沒有學到手。這是為什么？因為，學一門外語，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其中有死記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學習詞匯、語法等，是硬記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學規律；但是，使用語言，卻需要多練，是藝術性的工作。現在的考試，多半是多項選擇題，這種題型，易于測詞匯、語法知識，不容易測出語言運用能力。再加上寫作所占的比例太低，又沒有口語考試，最后的結果就是分數很高，但語言運用能力卻十分低下。目前，擁有各種外語證書的人已經達到幾千萬了，為什么外語人才仍然相當匱乏呢？在這里，我想告訴學習者：“凡是經過突擊可以提高分數的考試，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試；凡是用大量的上課時間教你考試技巧的老師，決不是真正負責的老師；靠劃ABCD是永遠學不好英語的。我勸學習者不要太在乎拿個什么證，那不過是中國的‘土糧票’，是自我安慰。中國加入WTO后，需要大量的國際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職者的英語能力，才不會去理睬你手中的那個證書呢。國際人才競爭，要靠本事吃飯；七大姑八大姨沒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證書也不值錢了，還是老老實實學點真正的英文吧。”

動筆之前，我決心要寫出幾句有意義的話來，以免愧對讀者。但寫完之后回頭一看，不過是一本流水賬。可見，一個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難啊。因此，以上文字，與其說是想給讀者什么啟迪與教誨，還不如說是在重溫自己的學習經歷，回憶自己在與恩師的交往中所獲得的心靈的愉悅與精神的升華。

小編寄語：Daisy在上大學的時候就很崇拜劉潤清老先生啦。雖然時代在變，但是有些人的知識和人品值得我們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