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失敗之書》中的艾倫·金斯堡

艾倫得意地對我說：“看，我這件西服五塊錢，皮鞋三塊，襯衣兩塊，領帶一塊，都是二手貨，只有我的詩是一手的。”
　　　　
提起艾倫·金斯堡，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這位美國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誦他的長詩《嚎叫》一舉成名，成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國的反越戰抗議浪潮和左翼造反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他，這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就會像一本缺頁的書，難以卒讀。
　　　　
我和艾倫是一九八三年認識的，當時他隨美國作家代表團第一次到中國訪問。在我的英譯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們在他下榻的旅館見面，在場的還有他的親密戰友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對那次見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所知甚少，讓他們感興趣的似乎只是我的異類色彩。
　　　　
再次見到艾倫是五年以后，我到紐約參加由他組織的中國詩歌節。剛到艾倫就請我和我妻子邵飛在一家日本餐館吃晚飯。作陪的一位中國朋友用中文對我說：“宰他丫的，這個猶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倫有什么過節。對我，艾倫彬彬有禮，慷慨付賬，并送給我一條二手的領帶作紀念。但在席間他明顯地忽視了邵飛。都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誰也沒在意。贊助那次詩歌節的是紐約的襪子大王——一個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動作遲緩，但挺有派頭。據說艾倫的很多活動經費都是她從襪子里變出來的。艾倫總是亦步亦趨、點頭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個貼身仆人，不時朝我擠擠眼。我真沒想到，這家伙竟有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見面機會多了，開始熟悉起來。九○年夏天，我們在漢城舉辦的世界詩歌大會上相遇。艾倫總是衣冠楚楚(雖然都是二手貨)，跟那些南朝鮮的官員們談釋放政治犯，談人權。讓組織者既頭疼又沒轍：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會上，大小官員都慕名而來，跟他合影留念。艾倫總是拉上我，躲都躲不開。有一回，一個地位顯赫的官員，突然發現我正和他們分享榮耀，馬上把我推開。我從來沒見過艾倫發這么大的脾氣，他對著那個官員跳著腳大罵：“你這個狗娘養的!你他媽知道嗎？這是我的好朋友!中國詩人!”官員只好賠理道歉，硬拉著我一起照相，讓我哭笑不得。再碰上這樣的場合，我盡量躲他遠點兒。
　　　　
我問艾倫為什么總是打領帶。他的理由很簡單：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們談人權；再者呢，他狼狽地一笑，說：“不打領帶，我男朋友的父母就會不喜歡我。”
　　　　
在漢城，會開得無聊，我們倆常出去閑逛。他拿著微型照相機，像個間諜似的到處偷拍。一會兒對著路人的腳步，一會兒對著樹梢的烏鴉，一會兒對著小販做廣告的粘滿蟑螂的膠紙。走累了，我們在路邊的草地上歇腳，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餓了，鉆進一家小飯館，我們隨意點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卻怎么也說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寫下來，有不少朝鮮人懂漢字。老板似乎明白了，連忙去打電話。我們慌忙攔住：喝茶干嗎打電話？莫非誤以為我們要找妓女？但實在是太渴了，我們又去比劃，作飲茶狀。老板又拿起電話，嚇得我們撒腿就跑。
　　　　
晚上，我們來到漢城市中心的夜總會。這里的陪舞女郎纏著艾倫不放。沒呆上十分鐘，他死活拉著我出來，說：“我應該告訴她們，我是個同性戀。”我們迎面碰上一群美國留學生。他們一眼就認出了艾倫：“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倫馬上問，“這附近有沒有同性戀俱樂部？”眾人大笑。其中一個小伙子為他指路。但我聲明絕不進去，艾倫在門外轉了一圈，只好作罷。
　　　　
艾倫很念舊。在紐約他那狹小的公寓里，他給我放當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盧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錄音，臉上露出悲哀。他講起克盧雅克，講起友誼、爭吵和死亡。他嘆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訴他，我們青年時代為《在路上》著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讓我感動的是，艾倫和死者和平共處，似乎繼續著多年前的交談。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獨坐家中，反復聽著錄音帶，看暮色爬進窗戶。
　　　　
前車之鑒，艾倫不吸煙不喝酒，除了偶爾有個把男朋友，他過著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個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時候雇了三個半秘書。他們忙得四腳朝天，給艾倫安排活動。艾倫反過來對我說：“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誰來養活他們？”這純粹是資本家的邏輯。艾倫告訴我，他是布魯克林學院的終身教授，薪水不錯，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稅和朗誦費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來自他的攝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書鮑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倫的腦子。他滿世界應承，自己什么也記不住。最后都得我來收拾。”
　　　　
從艾倫朗誦中，仍能看到他年輕時驕傲和野蠻的力量。他的詩是為了朗誦的，不是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澤西的詩歌節上，艾倫和我一起朗誦。他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他事先圈圈點點，改動詞序。上了臺，他就像瘋狂的火車頭一樣吼叫著，向瘋狂的聽眾奔去，把我孤單單地拋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請他幫我讀詩了。
　　　　
去年他過了七十歲生日。他身體不好，有心臟病、糖尿病。醫生勸他不要出門旅行。最近他在電話里告訴我，他常夢見那些死去的朋友，他們和他談論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長詩《嚎叫》里的頭一句：“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