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雖然是師出刑法學，不過現在卻是民事訴訟法的導師。做本科生的導師久矣，做碩士生的導師，還是剛剛開始。但是良心所在，不敢稍有懈怠。前幾天審閱一篇碩士學位論文，其中幾處引用某國民法典條文，就拿原版《小六法》來查對，結果發現所譯均有錯誤，或者張冠李戴，或者丟三落四，而其作為法律條文的意思，當然大相徑庭。論文作者不學這種語言，也沒有機會核對原文，而是引用其他人翻譯出版的成果。成果是成果，但也無非是誤人子弟的成果。莫若無有，干脆大家不會對這些發達國家的法律產生誤解�，F在有了，反而給善良而無辜的人、或者偷懶而投奸取巧的人留下了空當。

　　翻譯法學著作的嘗試，吸引了許多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大家爭相把翻譯一、兩部著作或者若干篇論文作為自己學術的起點，而且翻譯的多是熱點，基礎性的還是較少。十多年前，我讀碩士的時候，就把某國某法導論作為教材，為的是當時恰有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可以參考。參考是參考了，學了幾段后，也是發現那個譯本不知所云，難得有比原文能更明白的語句。

　　由此養成了逢譯文必要核對原文的習慣，從而干脆舍棄譯文，去研讀原文。功夫是花多了，甚或是一種浪費和自負，但是心里踏實。法學教師、學生如果沒有這樣的習慣，那是最大的錯誤。有人開口柏拉圖，閉口德沃金，我想他們和我一樣也都是念了一些譯文，而且當然是中文本。至于翻譯者在翻譯的時候，讀了是不是就懂了，不得而知。一些西方學術經典，成百、成千年地被學者們所玩味，譯本是可以信服的，是可以讀的。

　　問題在于那些屬于時尚的、流行的、熱門的西方學者的著作，已經沒有許多人可以坐下來仔細推敲，用“信、達、雅”的砝碼去衡量譯文的水準。譯好的有之，我不能一概否定。次品的居多，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不算翻譯吧，確實是方塊漢字；算是翻譯吧，遣詞造句、語法、邏輯、修辭洋洋稀松，更無需說“法的精神”了。

　　“法的精神”尚且不明不白，“流行時尚”究竟是什么，已無法考究，以至于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缺乏有生命力的“法律器官”。這讓我們想起日本來。日本教育水平不能說不高，但是很多學者的英文不能說不憋足，不僅不會說，而且不會念。不過日本有很發達的學術翻譯隊伍，擲地有聲，學者即使沒有很好的英、美、德、法文，他也不缺乏英、美、德、法的信息。因此，日本的大學教育，并一律不把外語作為敲門磚，甚至日本大學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日語水平這個門檻，也沒有多高的要求。過去好多中國學生在中國的高考中失敗了，然后就學點日語到日本留學，念大學、念碩士、念博士。其中也不乏念了十來年日本法律的，去學習發達國家法律的真諦和法學的真知。

　　日本有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成功歷程，他們移植了中國的文字，后來用中國的文字迻譯西方法律，我們中國人也從中受益非淺，從日本移植了難以數計的法律術語。假如日本的翻譯隊伍都不足信，拿不起放不下，那么日本立國的學術方面還要靠什么根基？日本大學還能為中國人所向往？中國考不上大學才去留學的，還能被培養成人？這是個連鎖反應，最終會導致日本一無是處，形象大打折扣，結局很悲慘。不過，這些都是假設而已。

　　中國的一些法學譯著，讀的時候需要硬著頭皮，硬著頭皮讀了還是不能懂。反過來，如果有人問這本書怎么樣？只是翹起大拇指夸贊“好，好，好”，沒有敢說“不”字的，因為大多數人好大喜功，說好聽的就高興，說不好聽的就不高興；大多數人阿諛奉承是拿手好戲，溜須拍馬是小菜一碟。法學學者和司法機關是最為接近的，在社會關系方面的學習也是最為成功的。法學學者寧肯忍著耐著，也不肯說實話，假意逢迎，敷衍了事，還期待有一天能得到對方照應，因為自己某一天也會給別人留下小辮子。

　　在官場上，官官相護，管他正義與邪惡，公平與偏私，遵紀守法與胡作非為，情面是很重要了，優先考慮，高抬貴手。在法學的學術上，當然多數情況也是心心相應，只唱頌人之長，莫掐算人之短，照顧情面，以至于是非也不講究了。結果，錚錚鐵骨，鐵石心腸是沒有用場的。中國文化就是很少講究個人的價值，很少發揮個人的潛能，很少承載個人的責任。在經濟管理領域和管理管理領域推行責任制，個人享有了一定權利，承擔一定義務，才是對于文化的些許改變。除此而外，就都是集體義務，集體負責，其自然的后果就是這些個人彼此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利用。在學術領域也不例外。

　　還有一些，屬于點綴自己文章的虛榮，用柏拉圖、德沃金裝飾一下自己的論著吧，還不知道原文所云；因噎廢食吧，于心不忍，于是就湊合著從譯文里斷章取義，于是這些譯文雖然拙劣，卻受到很多的青睞。因為受到很多的青睞，譯者以為譯文水準很高，放棄了改進，實則以訛傳訛。如果是很拙劣的譯文，不斷改進也是可以彌補的，但是我們的好多譯本實際上都是“絕本”。譯的時候本來懷有某種急功近利的目的，出版了以為榮耀。因為他們占了一個時間上的優先和空間上的優位，被人們所看重，結果急功近利變成了一勞永逸。

　　為這彌補我們本來匱乏的學術資源，有時候拙劣的翻譯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只有片言只語傳達了一種思想的真諦，特別是理論性比較強的東西，也應當認為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法條的翻譯則應當慎之又慎。中國的法律體系正處于要完善而未實現的劇烈變動當中，翻譯了發達法制國家的法條就是為了能借鑒。好不容易看到中文的譯本，如果謬誤百出，那豈不貽害無窮。

　　一言以蔽之，翻譯需要不斷改進，而不是首先放在那里供奉起來，當作崇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