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和爸爸一起長大，他們小時候也是玩伴--至少直到小兒麻痹癥令阿里腿患殘疾，就像一個世代之后哈桑和我共同長大那樣。爸爸總是跟我們說起他和阿里的惡作劇，阿里會搖搖頭，說:"可是，老爺，告訴他們誰是那些惡作劇的設計師，誰又是可憐的苦工。"爸爸會開懷大笑，伸手攬住阿里。

不過爸爸說起這些故事的時候，從來沒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我與哈桑是朋友。無論如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雖然我們彼此學習如何在騎自行車的時候放開雙手，或是用硬紙箱制成功能齊備的相機。雖然我們整個冬天一起放風箏、追風箏。雖然于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個男孩的容貌：骨架瘦小，理著平頭，耳朵長得較低，那中國娃娃似的臉，那永遠燃著微笑的兔唇。

無關乎這些事情，因為歷史不會輕易改變，宗教也是。最終，我是普什圖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遜尼派，他是什葉派，這些沒有什么能改變得了。沒有。

但我們是一起蹣跚學步的孩子，這點也沒有任何歷史、種族、社會或者宗教能改變得了。十二歲以前，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時候回想起來，我的整個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過的某個懶洋洋的悠長夏日，我們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錯的樹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與強盜，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蟲--我們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憐的東西身上系根繩子，每當它想展翅飛走，就把它拉回來，這帶給我們無與倫比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