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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一個我教師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早的棘手問題。那是1940年的1月，我剛從研究生院畢業，在堪薩斯城大學教第一學期的課。一個瘦高，長得就像頂上有毛的豆角架一樣的男生進入我的教室，坐下，雙臂交叉，看著我，好像在說：“好吧，教我些東西吧。”兩周后我們開始學習《哈姆雷特》，三周后他雙手叉腰走進我的辦公室，“看，”他說，“我來這里是想學做藥劑師的，干嘛必須要學習這些東西？”他沒有帶自己的書，就指著書桌上放著的我的書。
雖然我是個新老師，我本來是可以給這個家伙講很多事情的，我本想告訴他，把他招收來的不是制藥技術學校，而是大學，畢業時得到的學位證書是理學學士，而不是“合格的磨藥工”，這張證書證明他專修過制藥學，但它還可以證明，他還學到人類有史以來的一些思想。也就是說，他所上的不是一個技術培訓學校，而是一所大學，大學里學生可以得到培訓又可以得到教育。
我原本可以把這些話都講給他，可是很顯然，他不會呆多久，說了也沒用。
然而，我當時很年輕，責任感也很強，我就試著這么跟他說：“在你的余生中，”我說，“平均每天大約24小時，談戀愛時，你會覺得有點短，失戀時你會覺得有點長，但是平均的時間不變。其中大約8個小時你在睡覺。”
“每個工作日的其中八個小時，我希望，你會忙些有用的事情。假設你已經從藥科大學--或工程大學，法學院，或者其他什么大學--在這八個小時你要用自己的專業技能。作為藥劑師，你要確保氰化物沒有和阿司匹林混在一起，作為工程師，你要確保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作為律師，你要確保你的委托人沒有你的無能而處以電刑。這些都是有用的工作，它們涉及到人們都必須尊重的技能，它們會給你帶來基本的滿足。不管你做什么，它們可能是你養家糊口的本領。它們會給你帶來收入，但愿你的收入總能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