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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凌晨四點，在這個荒蕪的切爾西街區，我鄰居看到的景象并非不尋常。他同20世紀80年代紐約人的反應一樣，認為她只是大批瘋狂的人中的一個、或是又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一個癮君子、醉酒者。他甚至沒有考慮下樓去幫她，畢竟，那天還有無數人等著幫助的人，而他并未提供幫助。這么做將會花費自己難以勻出的幾個小時、幾美元，所以，我的鄰居像我們每個人那樣，回去睡覺了。
我不能責備他。兇殺事件在我的窗前發生時，我正坐在起居室里。失眠的我正在喝熱牛奶、翻著一本旅行雜志，從頭到尾都忽視了外面女孩奇怪的聲音。事實上，我甚至沒有想到站起來看看是怎么回事。在紐約居住多年的經歷訓練了我，你所聽到的根本沒什么大不了的，那只是個醉漢或游民。
幾小時后，偵查人員審問我，我羞愧地承認了自己所聽到的聲音。或許那不是她的聲音，但是也或許是。要是我不這么自鳴得意，要是我走到床邊，或許我能做些什么。隔壁的醫生說沒有人可以幫助她，但是我告訴自己，我本可以幫她，或是確保她的安全，甚至或者是記下攻擊者的樣子。至少她不會這么可憐地死去，她的鄰居們把她忽略了，因為他們以為她是一個醉漢，而事實上，她是在尋求幫助。
這應該是我們生活中常有的反應，起初會出于同情，就對弱者提供幫助，后來發展成每天被這些人攔著路，他們是穿著垃圾袋的人、門口暈倒的人、在地鐵上大聲哀求的人、或是展示毀傷的肢體的人，試圖得到一些施舍。這么多的這類人已經消磨了我們的心靈，你必須變得無情。
謀殺案發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正把受害者流在人行道上的血污洗去，這時候，穿著正裝的人川流不息地經過，他們臂彎里夾著報紙和手提包，小心地避開路上的血污。似乎沒人留意到或關心我在做什么。沒人問是怎么回事，人們把視線移開--避開這一痛苦--把心思集中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死者只是另一件要歸檔的事故，只是這個陌生的地方的另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