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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蒂·伍德瑞夫：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擊事件余波未平，人們已就阻止悲劇重演的各種方法展開討論，這些方法從為教師配槍，到制定更加嚴苛的槍支管理法律，再到為心理疾病患者及情緒障礙人士提供治療。但利用精神健康記錄來預防暴力事件的發生要比許多人認為的更為復雜。例如，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令人不安的信息未必意味著這個人一定患有心理疾病，而那些接受過某一特定心理疾病診療的患者，可能永遠也不會出現在聯邦背景調查系統中。為了幫助我們了解這一問題，應對這些挑戰，我邀請了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做客節目。他是杜克大學精神病學及行為科學教授。斯旺森教授，謝謝你再次做客NewsHour節目。只是，我想澄清一些正在發生事情。你只是在提醒我們，絕大多數心理疾病患者及情緒障礙人士，并不會最終展現出暴力的一面。對嗎？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杜克大學：是的，朱蒂。在美國達到心理疾病診斷標準的人數可能超過4000萬，而嚴重精神紊亂的人數達到1000萬，如精神分裂癥、雙相情感障礙癥或重度抑郁癥。其中絕大多數人對別人并不暴力，而且永遠不會。
朱蒂·伍德瑞夫：所以，現在，請大致告訴我們，法律針對“防止——禁止精神疾病患者或情緒障礙人士持有槍械”，都做了哪些闡述？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好的。嗯，這方面的聯邦法律可以追溯到1968年《槍械管制法》，基本上，該法對某幾類人購買持有槍支做出了明確禁止，其中最重要的是重刑定罪人士。但關于有精神健康記錄備案的人，這真是一場宣判，于是那些被迫進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法庭認為無能管理自身事務的人，那些患有某種精神疾病的人，那些，在刑事方面，由于精神錯亂或受審能力不足被判無罪的人。所以這里有一個法律界定，其中大多數類別都涉及到危險性，也有一些法定訴訟程序，實際上，當你想到人們會被剝奪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時，這點相當重要。
朱蒂·伍德瑞夫：所以，鑒于此，如果全國犯罪背景調查系統要想對某人信息進行記錄，必須得做些什么？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那么，全國即時犯罪背景調查系統中的信息通常由各州報告提供，而背景核查，根據《布來迪法案》的規定，不遜于此處所提供的信息內容。因此，有時，州法院會報告這些信息。有時，這些信息來源于國家心理健康機構。在提交的記錄中還有被迫進入精神病院的案例。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會被報出，即使他們被迫留在精神病院，遭遇（疾病狀態）評估，因為他們只在那里呆了短短一段時間，比如說72小時。之后，他們可以自愿進入醫院，如果他們能夠這樣做，而且愿意，或者他們可以出院。如果它不朝著取消持槍資格的非情愿拘禁聽證會的方向發展，該聽證會應有一名法官并且該人員有機會尋找代理律師，那么這條記錄是不會進入國家即時調查系統的。我認為，結果是，那里的記錄，它們有點參差不齊，而且，看標準時發現，它們可能太狹隘了，然而同時又太寬泛了。很多人都是被迫認罪，他們對他人或自己并不暴力，而實際上有很多人又的確構成了風險。也許他們只是真正生氣而不安的人，他們不會被取消持槍資格或者甚至連重罪定罪都不會涉及。
朱蒂·伍德瑞夫：那么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我是說，我知道像你這樣的心理健康專家一直在談論這個，關注這個，研究這個問題。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為了抓住更多的潛在危險分子，我們還可以做些什么？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嗯，我想是這樣。如果你首先關注銷售點——當人們從聯邦授權的經銷商那里購買槍支時，我們可以設立更好的標準。例如，我們可以這樣做，大約有一半的州就是這樣做的，并說，讓我們至少暫時地限制那些被短期拘留的人持有槍械。我們可以說，我們禁止有暴力犯罪的輕罪人士，因為我們知道暴力會升級。而今天的拳頭和被打的腫眼可能成為明天的槍和死尸。但是，我們也可以說，看這里所有的人，有誰已經擁有一批槍支，而沒有被取消持槍。因此，如果讓警察擁有明確的法定權利去干涉上游部門，除去證據明確表明的危險人士手中的槍支，并允許家庭成員啟動這一進程，又會如何呢？如果他們知道有人涉險——而且他們通常非常了解那些人——給了他們一個途徑去除去槍支，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我認為這是一種正在發展的解決方法。這被稱為極端危險保護令或槍支暴力限制令。在康涅狄格州，這一開拓進取之州稱之為風險防范法。我認為這是另一種解決辦法，因為它不要求此人有此記錄。它也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阻止某人買新槍，而他們家里已有10、12或15支，這就可能不會震懾到他們。
朱蒂·伍德瑞夫：但你清楚表明，這些方法中的很多都試過了，他們只是，它們并沒有通過，他們不是——他們不會在那么多州獲得所需支持。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嗯，是的。一方面，頒布了風險防范法的州，數量很少，直到最近，才有幾個州。但是，和任何公共衛生法或政策一樣，你需要做的不僅僅是通過法律。必須通過非常系統的努力來對它加以實施，并確保在位之人去使用它，它周圍的執行者，實際上了解它，無論是執法者或其他人士。所以我認為這也是那些信息的一個重要部分。
朱蒂·伍德瑞夫：我是否聽你說，杰夫瑞·斯旺森，我們需要的是在聯邦一級的行動，如果通過這些規定的只有一些州，真的遠遠不夠？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我認為聯邦和州法律可以合作共事。例如，如果我們在聯邦一級要求進行全面的背景調查，那么州一級的很多措施將會更好實施，所以，如果你利用一個好的州法阻止某人，他們也不能直接跑到另一個槍支管理法律更弱、甚至都不需要背景調查的鄰州去。所以，你知道，我想答案是雙管齊下。但是即便是聯邦措施，也必須在州一級得到貫徹實施。對被迫承諾的限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一項聯邦法律，但承諾法規和做法各州之間不盡相同。一些州用得很多，其他州則不用，所以對于同樣一位精神危機人士，他用槍是否會遭禁止，可能取決于他們生活在那個州。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而且需要落地的國家級執行。
朱蒂·伍德瑞夫：嗯，這是毫無疑問的，沒有問題，這是復雜的，但同樣清楚的是，它已經取得了進展，現在我們要為取得更大進步而努力。杜克大學的杰夫瑞·斯旺森教授，非常感謝。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非常感謝你。
譯文為可可英語翻譯，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