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牛津的那些日子不僅讓我改變了很多，更多的是對生活的重新認識，牛津的學風深深的影響了我，也希望在這的介紹能影響你們每一個人，同時也為留學新人鋪路。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是三個不同的境界。我所經歷的中學和大學教育，多著力于解惑，老師提問，學生回答；學生提問，老師回答。在一問一答的反復中，力求達到授業的目的。然而傳道作為一種更深層次的追求，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諸多先師的軼事中向往一下子而已。一直到讀研究生(論壇) ，才有機會跟老師所謂耳濡目染，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授業和傳道，學習做人的道理。我大學畢業以后到英國讀書，之后輾轉美國，待過一些名校，逐漸積累了一些茶余的談資，三五朋友閑聊，偶爾也拿出來說道說道。

在牛津的時候，我的導師老K是一個傳統的威爾士人，礦工的兒子，家族里第一個博士，第一個物理學教授。初次見他是在酒吧，他喝得有點高，趴在耳邊跟我說：有事情找我，我是你老板。做物理的，碰到困難是家常便飯，百思不得其解，常常發信給他，說我愁啊。他發信過來說：到我辦公室來開心一下。于是我跑去，跟他閑聊一陣，聽他講笑話。出來的時候會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好的老板能給學生快樂，這算個例子。老K那個時候開始學中文，每周五下午，他給我講一個小時物理，我給他講半個小時中文，然后一起去酒吧。老K總請我喝一杯比利時啤酒，我會買幾包豬皮干，全組的人都在，大家東拉西扯，聊個痛快。老K平時很忙，見面要跟秘書預約，但周五的酒吧聚會，他是不會缺席的，這也成為我們交流聊天最多的時候。

有一次不知怎么說起師生戀，我說這個在中國挺能被接受的。魯迅和許廣平，沈從文和張兆和，中國學術圈里往往把它傳為一段佳話。文人輩出的北大，尤其是這樣。老K的評論卻出乎我的意料，他說在大學里這樣的事情是要避免的，因為愛情這件事情兩個人在心理層面上應該是對等的，而師生關系有太多不平等在里面，作為老師的一方，完全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優勢，讓學生就范。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老K自己身上，即便是流言蜚語，他都要辭職的，至少學術圈子是不用混了。這個大概算是文化差異，師生戀發生在英國，一定是丑聞而非佳話。

我到美國做了一年多博士后，不是很順利，看到做物理的一個個都跳上華爾街，自己也想試試。開會的時候見到老K，除了講述這一年多的辛苦，我問他，如果我放棄物理，去華爾街，他會不會失望。他回答說，他的每個學生開心，他就會開心，不管做什么選擇，只要對自己負責就好了。我最終還是選擇了留守，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我那時希望能像先生那樣感染一些年輕人。

學術圈子里面沒有絕對的公平，這個在國內國外哪兒都一樣。師生之間也有不公平的對待，有跟導師關系好而一帆風順的，也有關系不好而處處碰壁的。我有個印度師弟，系里另外一位老板的學生。做研究生有時會有一種非常糟糕的情況，就是老板認為你能力有問題應該聽從他的建議，然而學生偏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來證明自己的能力沒問題。結果在錯的方向上越走越遠，而老板認為這個學生完全聽不進去建議，能力實在不行。最后的結果就是不歡而散，學生自己斷送了前程。我這個師弟大概如此，他從沒有跟我詳細說過他跟導師間發生了怎樣的事情。只是讀博士讀到最后一年，他導師要他轉成碩士畢業走人。印度師弟為人善良，平時大家相處不錯，作為師兄我也不知如何幫他，于是我去問老K。老K那時已經是理學院的院長，很有些辦法。聽完師弟的遭遇，老K說：“這個事情交給我了，必要的時候我可以修改制度。”

師弟最后還是沒有能留下來，這也許是牛津的游戲規則，一個老板作出的決定，另外一個老板即使權力再大，也沒法干涉。然而在老K的指導下，師弟利用在牛津的最后半年，完成了兩篇論文，又由老K推薦到加拿大一間學校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三年后也順利博士畢業。而老K給他指點的那個方向，在這師弟的手里也發揚光大，成了獨樹一幟的課題。

我住的學院第一年有宿舍給研究生，第二年要抓鬮，第三年基本不可能住在學院里，需要自己找房子住。在享受了兩年學院宿舍的方便之后，我要開始自己想辦法了。一天路過門房，看到一則招房客的廣告，房東是學院里一位老先生。于是我就去看房，老先生告訴我他是mythologist，我第一反應是哈利波特，難道牛津還真有這門學問？后來才明白老先生是研究古印度和西藏神話的，他說他那書房里好幾架子的西藏神話書，隨便我看。住了幾個月，有天早上吃早飯，老先生跟我說，有件事情要請我幫忙。他們夫婦倆要去西班牙跟女兒過圣誕節，離開三個星期，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兩只貓，要我幫忙早晚各喂一次，作為回報，這個月的房租就免了。舉手之勞我倒有點受寵若驚了，圣誕節的時候，我還收到了他們從西班牙寄來的卡片和巧克力。

牛津第N次拒絕給撒切爾授榮譽博士

我在牛津的時候碰到了一次選舉。老校長去世，要由牛津校友和在校生選舉產生新校長。有人說克林頓吧，有人說彭定康。選舉那天，大家排著隊進入沈東尼亞劇院，每人發小紙一張。我的那張上面寫著，某某爵士(Sir)，某某女爵(Lady)，我既不認識也沒聽說過，但Mr.ChrisPatten(彭定康先生)我是知道的。投票者按照個人喜好排名上交，雖然我把彭定康排在最后，但結果揭曉了他還是當選。我一直以為牛津的校長是女王或是政府任命的，這個選舉，算是開了眼界。

前幾天聽說撒切爾夫人又去牛津要榮譽博士的頭銜了，這次牛津以738票反對，319票贊成一如既往地否決了給老夫人戴榮譽博士的帽子。雖然誰都清楚以撒切爾夫人在英國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會給牛津帶來怎樣有形的無形的利益。但20多年來，學者們因為鐵娘子在任的政策給學術界帶來的損失絕不放過她。老夫人這點心愿看來是難了。

在伯克利的時候我趕上了加州政府要倒閉。為了渡過難關，州政府對大學經費削減百分之八，州立大學漲學費30%。這無疑激怒了學生，有學生占據教學樓，阻礙上課，有學生游行支援。警察維護治安，用警棍驅散人群。有老師挺身保護學生，被警察按倒在地，銬上手銬。推上警車的時候，老先生大喊，我是生物系的教授，這是伯克利，你們沒有權利這樣做！那一刻，讓我看到了伯克利這個學校的靈魂，看到了這個學校的歷史。

在牛津物理系發論文老板排名在最后

1995年物理學界有件大事，美國三個小組幾乎在同時得到了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愛因斯坦75年前預言而實驗上尋找了幾十年的東西。誰都清楚，這是個一定拿諾貝爾獎的工作。其中之一的Randy小組，為了證明他是第一個做成功的，在實驗結果上先后作出兩次不同的解釋，這個做法在學術圈里被認為非常的不專業。這件事情的后果，不僅讓他失去了6年以后的諾貝爾獎，而且波及到他在學術圈的聲譽。十幾年來，雖然Randy兢兢業業的做科研，但每每有新的成果發表，常受到同行的質疑。有一年美國原子分子物理年會，要獎勵優秀博士論文，提名三個學生，其中一個是Randy的，我那時在場，就覺得Randy的學生這次肯定要吃虧。果不其然，優秀論文獎由兩個學生分享，Randy的學生偏偏沒拿到。我跟Randy有幾面之緣，面試過他的博士后，申請綠卡的時候請他寫過推薦信，后來開會的時候也一起吃過飯。Randy人到中年，十幾年前的鋒芒畢露已看不出來痕跡。談起那次失誤，他倒是看得開了，但告誡學生們，這是個教訓，不要用科學的嚴謹性來挑戰學術的良心。

想起另外一樁事情，那時候我們一些人寫一篇投給《自然》雜志的文章，大家一起在德國開會，老K因為工作繁忙，只派了博士后和我去。文章寫完，自然要把老板的名字掛上，拿給老K看。老K看罷說他沒有參與太多的實驗和討論，還是不要寫他的名字好。但也有不同的例子，在伯克利那會兒，隔壁教授繆勒以前是朱棣文的學生，近兩年發表的文章里有位合作者跟我相識。我便問起這位作者的近況。繆勒竟然說他兩年前就離開了，到哪里他也不知道，但因為以前這位老兄在實驗上花了很多功夫，所以最近這次實驗上發的文章，一直還有他的名字。

牛津物理系有個排名的習慣，即將畢業的博士生最前，輔助者其次，博士后再其次，老板最后。我一直以為這是定則，但這些年聽說國內因為導師占據學生的研究成果而署名在前，多多少少讓我吃驚了。對待名譽和排名多少從容些，不失是個做老板的樣子。

出國那會兒，我是個改良派，現在算是個保守派。對國內的情況，我們這些新海歸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東方有東方的風俗，西方有西方的文化。空投回來指指點點的，難免會對不住打拼著的同胞，所以只去講些故事，既沒有批評誰的作風，也沒有改變現狀的宏圖志愿。事情慢慢來做，要想好起來，頗要有點鋪路工人的韌性，不矯情，不懈怠，萬里之行，由此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