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他們的最大障礙”

薩科斯·歐哈來自印度首都新德里，在英國威爾士大學就讀。她和3名中國留學生共租一個房子，遇到了一堆讓她頭疼的問題。

薩科斯認為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中國學生的英語交流能力實在讓她沒辦法很好和他們溝通，也因此產生了許多誤會。“當我被告知他們從小學就開始學習英語時，我簡直太吃驚了。”薩科斯說，“因為他們的口語能力完全不能正常對話，更別說討論問題了。”

就是因為語言障礙，她和同住的一個中國男生特別不和。“我負責電費水費等各種賬單，和采購基本公用物品比如衛生紙和清潔劑。但那個男生，無論我跟他說多少遍，就是不肯出湊份子的錢。他說他會用自己的衛生紙，真是把我給氣炸了!”但她后來發現，其實并不是那個男生蠻不講理，而是他根本就沒明白她的意思，經過另外幾個中國學生轉述，這個男生才了解了狀況，補上了該交的錢。

“我們都是在一個陌生國家，都需要適應新環境，他們的語言有障礙會更困難些，這我都理解，但至少要努力。”薩科斯說，“就拿我的合租者來說，有兩個女生一直在嘗試和我交流，還給我帶來中國綠茶，她們的語言進步就很快，比剛來時好多了。可那個男生，見面連招呼也不打，除了固定的兩個中國同學之外，根本沒有別的朋友，這樣怎么可能有進步呢?”(剛出國門，語言障礙是每個留學生都不可避免的，別說你英語多牛，雅思多少，GRE多高的，一律歇菜。這個障礙不克服，想接著混很難的。)

“他們特別愛熱鬧”

威廉·巴萊特畢業于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現任職美國某投資公司，并曾在該公司成都分部工作過一年。他與中國學生的接觸主要是在大學期間，他當時已學習了3年漢語，并參與學校華人團體，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威廉認為自己和中國學生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他的父母也特別重視學業，而不像多數美國家庭那樣期望孩子成為NBA巨星。但在和中國學生一起組織活動的過程中，他仍發現了不少差異——“每當有意見分歧的時候，我希望可以大家擺上臺面來公開辯論，而他們卻總是希望臺下解決，避免沖突。另一個讓我很困擾的細節是，他們總臨時改變計劃，比如一個會議的時間地點，明明早就定好了，但都會突然變卦。”

威廉很羨慕中國人那種互相之間特別親近的感覺。“他們特別愛熱鬧，會花很多時間來和朋友、家人相處，一起聚伙吃飯，一起打牌開派對。不像我們美國人，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冷淡。”(你是不是也經常參加華人組織的派對?你參加派對時有沒有注意到，也許周圍正有個老外向你投來羨慕的目光呢?)

在成都一年的經歷讓威廉喜歡上了這個溫情的城市，“我和中國一起經歷了難忘的5·12地震，以后要是有機會，我還想再回去那里工作。”

“他們丟失了探索和思辨能力”

塞繆爾·利波夫來自美國波士頓，畢業于哈佛大學，現攻讀麻省理工大學生化系博士學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通”：說一口略帶京腔的流利漢語，參加各種中國學生組織的活動，并經由學校項目多次到過中國各地。從8年前剛邁進哈佛校門，他就開始了和中國學生的親密接觸——合住的學生套間中有4個中國人，在那個年代可謂少見。“我特意選擇和中國學生一起住。”塞繆爾·利波夫說，“因為當時我已學習了兩年漢語，對中國也有很大興趣。”

回憶起當時的合住經歷，塞繆爾對室友間時常自發辯論國家大事的氛圍印象深刻。“我的室友來自中國不同社會階層，因此對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的看法很不同。其中一個女生的父親當時是北京部長級官員，而另一名男生的父親則是中國一份刊物的負責人，他們經常激烈爭論中國的一些重大事件。”塞繆爾對此種辯論頗為贊許，認為其爭論非常深刻，即便有再大意見沖突也能理智探討，互相尊重。

相較之下，他發覺現在的中國留學生正逐漸丟失這種思辨能力，“他們更實際，更關注自己的職業發展，對政治則比較漠然，更不會去深究”。塞繆爾認為這非常讓人失望，“在哈佛讀書的中國學生都是佼佼者，他們之中很可能就會出現這個國家未來的領導人。如果連他們都丟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一個國家該怎樣不斷前進發展?”(越來越多人出國不是為了將來拯救中國政壇，把探索和思辨能力用在對自己的職業發展上也是不錯的，但問題關鍵是探索和思辨能力，有多少人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