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季羨林先生去年當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名譽會長之后，原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曾去函就翻譯工作中的某些問題向季老請教，季老在醫院中認真做了答復。現將兩人對話的內容，摘要予以刊登。
　　數量膨脹缺乏質量的“翻譯大國”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聽說您當選中國譯協名譽會長，我倒無意專誠祝賀。因為我知道，這對您來說，不是一種光環，而是一種責任，更是對翻譯工作健康發展的一種期盼。首先想請教一個問題，見報載，說我國現在已是“翻譯大國”，但還不是“翻譯強國”，對這種評語，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羨林：我確實是為了更好地提意見，才接受當中國譯協名譽會長的。我對翻譯工作確實懷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視，并得到健康、協調的發展。至于翻譯大國、強國問題，我認為翻譯是精神產品，它不同于物質產品，不能只追求數量。你翻譯的數量再多，你成了翻譯大國，但如果你翻譯的東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這樣的“翻譯大國”又有什么意義。搞翻譯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溝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澤東講“洋為中用”，我很贊成，我們需要的，是能為中所用的翻譯，而不是“什么賺錢就譯什么”那種惟利是圖的翻譯。假如靠后者數量的膨脹而形成的“翻譯大國”，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強不強，似乎也不必作為我們翻譯工作的一種目標。什么是“翻譯強國”的標準？怎么定，誰來評，都說不準。依我看，能把外國好的東西及時翻譯介紹過來就很好了，沒必要去比誰強誰弱。
　　提高翻譯質量一要譯者知識面廣二要出版社把關嚴
　　李景端：近幾年對翻譯質量下降的報道時常可見，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羨林：這些年我看譯著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準。但總體感覺，至少從文學翻譯來講，雖存在粗制濫造低劣之作，但也確有質量上乘的。我擔任過好多屆“國家圖書獎”文學組的評委，每屆都有不少優秀譯著參評，有些還得了大獎，像有些名家名著，經過修訂后的新譯本，其質量顯然比舊譯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籠統講現在翻譯質量全下降了。當然，下降的確實有，而且也不僅出現在文學翻譯領域，在其他領域，包括中譯外，錯譯現象還相當多，有的還蠻嚴重，所以必須引起重視。
　　李景端：依您看，當前有些翻譯質量下降，問題主要出在哪里？
　　季羨林：原因很復雜，這里有譯者基本功問題，翻譯職業道德問題，翻譯批評缺位問題，以及出版社疏于把關問題等等。我只想特別強調兩點：一是譯者的知識面一定要廣。現在的年輕人學外文的條件比過去好，他們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識面不廣，還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據不同的翻譯對象來設計和調整自己的譯筆。我這是從學術層面來講的，那種因不講譯德，有意粗制濫造的當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務必嚴于把關。過去老“商務”、老“人文”出翻譯書都有嚴格把關的好傳統，這一關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現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沒有外文編輯，放棄了譯文質量把關，又缺乏必要的翻譯質量檢查制度。所以這個問題必須有關部門合力綜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評判翻譯質量優劣，勢必涉及如何看待翻譯的標準。去年報紙上就《堂吉訶德》中的某些翻譯處理，曾引發一些爭論。不知您對翻譯標準問題有什么見解？
　　季羨林：我沒有深入研究過翻譯理論，憑我自己的經驗，不同門類的翻譯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嚴格對應，有的無需或很難對應，能達意也行，所以翻譯很難有統一的標準。即使是嚴復的“信達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譯標準，只是對翻譯的一種要求，一種期盼。特別是文學翻譯，涉及對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詮釋和不同的表述；當然，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而不是譯者隨心所欲。
　　再次呼吁設立“國家翻譯獎”
　　李景端：有人說，現在少見像傅雷、朱生豪、汝龍那樣一批很知名的翻譯家，這與我們現在翻譯人才的培養機制有關，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季羨林：我認為，我們現在翻譯隊伍總體的素質并不低，否則怎么可能出現這么多這么廣的翻譯成果。當然還有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培養翻譯專業隊伍重視不夠，二是翻譯的專業訓練還嫌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專以翻譯為職業的翻譯家，對推動文學翻譯事業起了不小的作用。現在搞文學翻譯，好像都變成業余的了。翻譯是一門學科，有它自身的規律。文明的社會，開放的國家，需要職業翻譯家。翻譯應該成為社會需要、受人尊重的一項職業，所以，要加強翻譯專業隊伍的建設。其次，現在大學里只把翻譯當做學外文的一種附屬，好像學了外文就自然會搞翻譯了。不是這樣。要從改進大學里翻譯的教學入手，加強翻譯學科的建設，使翻譯后備隊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譯專業訓練。我還主張，想搞翻譯的人，應該多學一兩門外語才好。
　　李景端：我國至今尚無國家授予的“翻譯獎”。據說，設立這個獎項存在許多困難，不知您怎么看？
　　季羨林：好多年以前我就呼吁過要設立政府頒發的“翻譯獎”。這不僅因為許多國家都設有，更因為翻譯工作是跨學科、跨部門的，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振興中華的事業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為了體現國家對這項重要工作的支持，盡快設立“國家翻譯獎”是非常必要的。鑒于翻譯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難，也應該加以克服。我再次呼吁，由政府某個部門牽頭，先把這項獎設立起來，再在實踐中逐步加以完善，努力為翻譯界做一件實事。
　　克服“偏食”，調整政策，加強統一領導
　　李景端：為了繁榮我國的翻譯事業，您認為當前必須注意哪些問題？
　　季羨林：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又不是主管官員，看不準，說不全。但我想到了幾點：
　　第一，借用一句當前的時髦話，就是要注意“翻譯生態的平衡”。一個社會的文明，是由多種文化互相融合、綜合形成的。就介紹當代外國文學來講，我感到我們現在似乎存在一種“偏食”現象，就是只關注介紹英美的，圖書、影視幾乎都是這樣。先進文化絕不是只有英美有。從文學翻譯來講，其實古與今、東方與西方、高雅與通俗，乃至不同門類、不同體裁，都應該擇優翻譯，協調介紹。我特別要強調一下，要重視研究和翻譯東方國家優秀的文化成果。要解決這個“偏食”現象，我認為加強統一規劃很有必要。精神產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場去調節，像某些有很高學術或藝術價值的，或者是填補空白的，就需要通過規劃給予必要的扶持；對于那些低水平重復出版的譯作，也要通過規劃加以限制，力求實現質量優良、結構合理的真實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