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你最近在投資方面犯了什么錯誤，很可能是因為你有某種跟這些行為有關聯的基因。你是否注定要成為自身基因密碼的奴隸呢？

為揭開這個疑問，最近我在匹茲堡大學花了一天時間，接受了大量DNA分析和大腦掃描。我自認為還算是一名耐心且懂得節制的投資者，因此，我自告奮勇在哈里里(Ahmad Hariri)的基因成像實驗室充當人類“小白鼠”，以便了解我的基金和大腦活動對我行為的影響。結果讓我大吃一驚。

我在一個杯子里留下唾液樣本之后，哈里里就開始進行分析，以便找出影響我大腦中負責風險和回報決策回路的5種基因屬何種形態。他的分析結果是：在這5種基因中，我都存在有時與不良投資決策相關聯的對位基因。

比如FAAH基因。在歐洲血統的人群中，大約25%的人攜帶這種基因的385A對位基因。這種基因往往會抑制他們大腦的恐懼回路，加劇大腦對賺錢前景的反應。我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

再看看DRD2基因。大約20%的白種人攜帶一種會讓他們對賭博作出較激烈反應的對位基因，即使他們并不懂賭博技巧。這種基因我也有。

在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儀(fMRI)對我的大腦進行掃描之后，得出的圖像也不是很理想。

當我躺進造影儀的艙里，我看到一張底朝下的卡片，然后我需試著估計它的高度與一張5美元的鈔票相比是大還是小。如果猜測正確率足夠高的話，我就可以得到10美元。每當我猜對的時候，我的大腦紋狀體（這是大腦的反饋中心）的反應強度是哈里里醫生對一般人所得試驗結果的兩倍左右。

這表明，我對賺錢的本能沖動比其他投資者要強很多。哈里里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往往渴望立刻賺到錢。哈里里說，“控制這種對回報的沖動反應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非常重要”，比如在投資方面，沒有耐心常常會降低回報。

另一項測試表明，我的大腦對恐懼的敏感度比接受哈里里試驗的一般人要高出50%。

總起來看，我的遺傳標志和大腦活動特征似乎生來注定要招來投資災難。

令我欣慰的是，實驗室還就我對現實世界財務決策的反應情況進行了測試。結果卻不同。

給我的問題是：是選擇早些得到較少的利潤，還是晚些得到較多的利潤？許多人不喜歡等待，會選擇今天就拿到50美元，而不是一年后拿到100美元。我的選擇是要么是一年后得到100美元，要么是今天拿到不少于90美元。哈里里看到這個結果后開玩笑說，我簡直“像禪宗一樣富有耐心”。

我的原始基因與我最終行為之間的反差高得不尋常。每個人的冒險偏好度或許有20%從遺傳上說是先天決定的，其他則來源于我們的成長過程、經歷、教育和訓練。因此，盡管我的基因使得我的大腦容易大驚小怪，而且傾向于迅速賺錢，但我的實際行為卻并非如此。我會持有某項投資達數年乃至數十年；我對熊市并不恐慌，牛市卻會讓我感到不舒服。

現在我終于知道，這些習慣并非我天生就有的。多年來我一直在跟我的基因作斗爭。在我的一生中，我大腦的反射功能一直試圖控制我的情感。

我從小在農場長大，慈愛的父母對歷史很了解，或許他們當年培養了我用長遠眼光來看待暫時的變化，不要沖動，三思而行。通過研究格拉罕姆(Benjamin Graham)和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著作和經歷，我學會了不要盲從他人，并記住未來的回報取決于今天的價格。

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天性和后天教育之間永遠在相互較量。但是哈里里說，在目前這樣的恐慌時刻，“環境壓力可能會在相當程度上讓你由基因決定的內在傾向暴露出來”。換句話說，熊市之下本能將占據上風。現在這個時候，堅持讓自律控制你的基因沖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但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