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與中國的故事始于1983年,當時他與妻子搬到北京生活。凱文是當時最早來到首都北京工作的外國人之一,他每天沿著中關村大街通勤,開車從友誼賓館到北京大學。
他還在市中心經營一家律師事務所。他說,由于當時北京的公共交通系統(tǒng)并不發(fā)達,他出行只能開車或騎自行車。
“有時候我會騎自行車。有時我會開車。汽車是必需的,因為在北京大學上完課后,我會開車去位于市中心的律師事務所工作。當時那里只有一條地鐵線。因此,地鐵不能算出行選擇。不過,現(xiàn)在有了更多的選擇。”
在北京待了四年之后,凱文搬到世界其他城市生活,包括舊金山和悉尼。他在世界其他地方生活時,曾多次回到中關村大街,并見證了這條大街這些年來的轉變。中關村大街后來發(fā)展成中國的技術中心,并因交通擁堵而飽受詬病。
現(xiàn)在,他回顧了在不同社會生活的所有經歷,他說,他意識到,中國人民進行大規(guī)模的改革開放需要大量遠見和勇氣。
他說,人們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是,開放政策首次推出時,并不能保證該政策會取得成功。
“看看這些年來中國人民的機會,目前的繁榮,醫(yī)療保健的質量,教育水平以及整體生活水平都在得到提高。而在40年前中國打開大門時,這些都無法保證。因此,我認為這是對中國人民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決心、靈活性和遠見的真正致敬。”
他說,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穩(wěn)定和強有力的領導必須發(fā)揮重要作用。
“我認為強有力的領導和穩(wěn)定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毫無疑問。我認為中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環(huán)顧世界,就會看到在不穩(wěn)定的國家,人們都活的很艱辛。穩(wěn)定是促進繁榮和改善人民生活方式的基礎。但我要說的是,領導層不僅強大,同時也富有創(chuàng)造力和靈活性。”
退休后,凱文將重點放在促進中澳之間的人文交流上,他說這是增進兩國關系的最基本方法之一。
他在澳大利亞,特別是在媒體上發(fā)表與中國有關的對話時,要求辯證思考和公平。
“澳大利亞民眾對到中國來了解真正的中國有濃厚的興趣。現(xiàn)實是我們彼此了解得越多,受到錯誤或錯誤信息的影響就越小。因為你在媒體上閱讀了一些內容,在電視上看到了一些內容,然后你會想,這似乎并不正確,這就是我們希望人們擁有的。我們希望人們對每個國家有一個平衡,更全面的了解。”
CRI新聞,菲菲(音譯)報道。